目 录
●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重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 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学习参考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日报》社论)
坚定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四川日报》社论）
省长尹力来校作形势政策报告（根据录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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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消费是最终需求，既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动力，也是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加快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有利于优化生产和消费等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构建符合我国长远战略利益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有利于实现需求引领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互促进，带动经济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互促共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近年来，我国在扩大消费规模、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也要看到，当前制约消费扩大和升级的体制机制障碍仍然突出。重点领域消费市场还不能有效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消费需求，监管体制尚不适应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迅速发展，质量和标准体系仍滞后于消费提质扩容需要，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还未能有效发挥作用，消费政策体系尚难以有效支撑居民消费能力提升和预期改善。为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适应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顺应居民消费提质转型升级新趋势，依靠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实行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从供需两端发力，积极培育重点领域消费细分市场，全面营造良好消费环境，不断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引导形成合理消费预期，切实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二）基本原则
——坚持消费引领，倡导消费者优先。顺应居民消费升级趋势，努力增加高品质产品和服务供给，切实满足基本消费，持续提升传统消费，大力培育新兴消费，不断激发潜在消费。增强消费者主体意识，尊重消费者自由选择权，加大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力度，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提升消费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市场主导，实现生产者平等。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突出企业主体地位，引导企业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推动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模式创新，培育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激发企业培育品牌的内生动力。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市场，营造有利于各类所有制企业公平提供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市场环境。
——坚持审慎监管，推动新消费成长。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包容审慎有效监管。加强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强化信用在消费领域的激励约束作用。推动互联网与更多传统消费相互渗透融合，构建企业自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相结合的消费共同治理机制，有力有序有效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坚持绿色发展，培育健康理性消费文化。提高全社会绿色消费意识，鼓励节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力戒奢侈浪费型消费和不合理消费，推进可持续消费。大力推广绿色消费产品，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营造绿色消费良好社会氛围。
（三）总体目标
消费生产循环更加顺畅。以消费升级引领供给创新、以供给提升创造消费新增长点的循环动力持续增强，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居民消费率稳步提升。消费结构明显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服务消费占比稳步提高，全国居民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消费环境更加安全放心。社会信用环境明显改善，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消费者维权机制不断健全，重要消费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全面建立，消费产品和服务质量不断提升，消费者满意度显著提高。
二、构建更加成熟的消费细分市场，壮大消费新增长点
围绕居民吃穿用住行和服务消费升级方向，突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适应居民分层次多样性消费需求，保证基本消费经济、实惠、安全，培育中高端消费市场，形成若干发展势头良好、带动力强的消费新增长点。
（一）促进实物消费不断提挡升级
吃穿用消费。加强引导、强化监督，确保市场主体提供安全放心的吃穿用消费品。优化流通设施空间布局，大力发展便利店、社区菜店等社区商业，促进社区生活服务集聚式发展，鼓励建设社区生活综合服务中心。推动闲置的传统商业综合体加快创新转型，通过改造提升推动形成一批高品位步行街，促进商圈建设与繁荣。合理配置居住小区的健身、文化、养老等服务设施。
住行消费。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特别是长期租赁。总结推广住房租赁试点经验，在人口净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加快推进住房租赁立法，保护租赁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加强城市供水、污水和垃圾处理以及北方地区供暖等设施建设和改造，加大城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等适老化改造力度。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严格汽车产品质量监管，健全质量责任追究机制。鼓励发展共享型、节约型、社会化的汽车流通体系，全面取消二手车限迁政策。实施好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税、购置补贴等财税优惠政策。积极发展汽车赛事等后市场。加强城市停车场和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
信息消费。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加快推动产品创新和产业化升级，提升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鼓励和引导居民扩大相关产品消费。加快提升新型信息产品供给体系质量，积极拓展信息消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升级智能化、高端化、融合化信息产品，重点发展适应消费升级的中高端移动通信终端、可穿戴设备、超高清视频终端、智慧家庭产品等新型信息产品，以及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智能汽车、服务机器人等前沿信息消费产品。创新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各类便民惠民生活类信息消费。推动基于网络平台的新型消费成长，优化线上线下协同互动的消费生态。
绿色消费。建立绿色产品多元化供给体系，丰富节能节水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环境保护产品、绿色建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消费品生产。鼓励创建绿色商场、绿色饭店、绿色电商等流通主体，开辟绿色产品销售专区。全面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开展绿色产品消费积分制度。推进绿色交通体系和绿色邮政发展，规范发展汽车、家电、电子产品回收利用行业。全面推进公共机构带头绿色消费，加强绿色消费宣传教育。
（二）推进服务消费持续提质扩容
文化旅游体育消费。稳妥把握和处理好文化消费商品属性与意识形态属性的关系，促进包容审慎监管与开放准入有效结合，努力提供更多优秀文化产品和优质文化服务。深化电影发行放映机制改革。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等新兴数字内容产业，丰富数字内容供给。健全文物合法流通交易体制机制。完善国有文化文物单位文创产品开发试点成效评价和激励机制。总结推广引导城乡居民扩大文化消费试点工作经验和有效模式。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合理利用。健全文化、互联网等领域分类开放制度体系。开展全域旅游示范区创建工作。推动主题公园规范发展。加强对乡村旅游的政策指导，提升乡村旅游品质。支持邮轮、游艇、自驾车、旅居车、通用航空等消费大众化发展，加强相关公共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建立现代体育产业体系，推动体育与旅游、健康、养老等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潜在需求大的体育消费新业态。支持社会力量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体育赛事，积极创建地方、民间自主品牌体育赛事活动，大力发展体育职业联赛。推进体育行业协会改革，大幅削减相关审批事项，加强赛事审批取消后的服务管理。推动体育赛事电视转播市场化运作。
健康养老家政消费。在有效保障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的前提下，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健康服务。对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健康服务机构，在土地规划、市政配套、机构准入、人才引进、执业环境等方面与公办机构一视同仁。针对健康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及时制定新型机构准入标准和监管办法。大力发展中医药服务贸易。健全以居家为基础、以社区为依托、机构充分发展、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养老服务。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进一步简化行政审批程序，推进养老服务机构申办“一站式”服务。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办养老服务机构改革。完善政府对养老服务机构运营补贴方式方法，由“补砖头”、“补床头”向“补人头”转变。大力发展老年护理和长期照护服务。引导家政服务业专业化、规模化、网络化、规范化发展。推动建立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健全家政服务标准和服务规范，鼓励制定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加大家政服务业岗位培训实施力度，推动开展家政服务人员水平评价工作，实施上岗前健康体检制度。加快健康美容、家庭管家等高端生活服务业发展。
教育培训托幼消费。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正确办学方向，深化教育办学体制改革，推动教育向社会开放、向产业开放。大力支持社会力量举办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有利于个体身心全面健康发展的教育培训机构，开发研学旅行、实践营地、特色课程等教育服务产品。抓紧修订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完善民办教育分类登记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城镇小区配建幼儿园政策，引导社会力量按照规范要求举办普惠性幼儿园和托幼机构，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多渠道增加供给，全面实施幼儿园教师持证上岗。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开展职业学校股份制改革试点，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纠正以功利性为目的、助长超前教育和应试教育倾向的各类教育培训活动。支持外商投资设立非学制类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三）引导消费新模式加快孕育成长
地方各级政府要适应平台型消费、共享经济等快速发展需要，加强制度供给，研究制定专门管理规定，明确运营规则和权责边界，提升相关主体整合资源、对接供需、协同创新功能。制定完善适应平台模式、共享经济等创新发展的法律法规，明确相关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质量管理、信息内容管理、协助申报纳税、社会保障、网络安全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加强风险控制，构建政府主管部门、行业组织、企业和消费者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的消费生态体系。积极培育网络消费、定制消费、体验消费、智能消费、时尚消费等消费新热点，鼓励与消费者体验、个性化设计、柔性制造等相关的产业加快发展。
（四）推动农村居民消费梯次升级
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加快农村吃穿用住行等一般消费提质扩容，鼓励和引导农村居民增加交通通信、文化娱乐、汽车等消费。推动电子商务向广大农村地区延伸覆盖，畅通城乡双向联动销售渠道，促进线下产业发展平台和线上电商交易平台结合，鼓励和支持消费新业态新模式向农村市场拓展。推动具备条件的乡镇将商贸物流与休闲农业、乡村旅游、产品加工等有机结合。加大农村地区水电路气、信息、无障碍以及北方地区供暖等设施建设和改造力度。健全农村现代流通网络体系，优化整合存量设施资源，有效降低农村流通成本。
三、健全质量标准和信用体系，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
加快建立健全高层次、广覆盖、强约束的质量标准和消费后评价体系，强化消费领域企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提高消费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创建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一）强化产品和服务标准体系建设
产品标准。大力实施标准化战略，建立政府主导制定标准与市场主体自主制定标准协同发展、协调配套的新型标准体系。在移动通信、互联网等领域建立符合我国发展需要的标准。鼓励企业制定实施高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全面实施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实施企业标准领跑者制度。大力开展高端品质认证，推动品牌建设，培育一批能够展示中国产品优质形象的品牌和企业。推动国内优势、特色技术标准成为国际标准。
优化质量标准满足消费结构升级需求。围绕消费需求旺盛、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新型消费品领域，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企业主体作用，构建新型消费品标准体系，以标准实施促进质量提升。结合消费细分市场发展趋势，开展个性定制消费品标准化工作。引领智能家居、智慧家庭等领域消费品标准制定，加大新技术新产品等创新成果的标准转化力度。完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创新领跑者指标和相关技术标准的衔接机制，加大绿色产品标识认证制度实施和采信力度。
服务标准。推动服务业标准制定修订，加快制定基础和通用标准，带动行业提升标准水平。鼓励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制定并公布本行业相关产品和服务标准清单，指导企业完善服务标准，鼓励行业内企业开展企业服务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推动建立优质服务标识管理制度，在重点服务业制定优质服务规范，推动建立服务质量自我评估和公开承诺制度。在旅游、中医药、养老、家政、餐饮等重点领域遴选一批服务质量标杆单位，推动建设相关行业服务标准。选择部分服务业探索开展服务标准准入制试点。
（二）健全消费后评价制度
建立产品和服务消费后评价体系，完善全过程产品和服务安全防范机制，建立健全消费环境监测评价体系。构建完善的跟踪反馈评估体系，加强监测结果反馈和改进跟踪机制建设。开展消费品质量状况分析评价，建立健全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评估制度，建设全国消费品质量监督信息化服务平台，建立一批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信息监测点，构建全国统一的消费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网络和风险快速预警系统。研究制定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办法，加强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完善风险监测、网上抽查、源头追溯、属地查处、信用管理的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完善服务业质量监督管理制度，健全服务质量治理体系和顾客满意度测评体系，推行质量首负责任承诺制度，强化服务质量问题协同处理机制，分领域设立服务后评价标准体系。引导平台型企业建立餐饮、家政、互联网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服务后评价机制，实行评价信息公开。建立健全社会第三方认证认可制度。
（三）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体系建设
加强消费领域信用信息采集。依托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建立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信用信息共享共用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信用评价体系，强化“信用中国”网站信息公开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依法公示功能，将行政许可、行政处罚、产品抽检结果等信息向社会公开，为公众提供公共信用信息“一站式”查询服务和消费预警提示。运用多种方式和载体，开展消费投诉信息公示工作，督促经营者诚信经营。引导企业主动发布综合信用承诺或产品和服务质量等专项承诺，鼓励信用服务机构开展消费领域企业信用评价，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行业诚信自律作用。
完善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建立健全守信“红名单”制度，为守信企业提供行政审批“绿色通道”、降低监管频次等激励措施，为守信个人提供住房、交通出行等多场景消费服务便利优惠。建立健全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失信主体实施市场禁入或服务受限等联合惩戒措施。通过“信用中国”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会公布守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信息。推进信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对信用风险等级高的市场主体，适当提高产品抽检、责任巡查等监管频次。在关系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食品、药品等领域，加大对销售假冒伪劣产品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市场主体依法实施惩罚性赔偿。
（四）健全消费者维权机制
健全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部门协作机制。进一步完善全国12315互联网平台功能，畅通消费者诉求渠道，强化对消费者权益的行政保护，建立常态化的消费者满意度调查评估机制。建立健全消费者信息保护、数据交易和共享相关制度。打击假冒伪劣和虚假广告宣传，充分发挥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作用。强化消费者权益损害法律责任，坚持依法解决服务纠纷，扩大适用举证责任倒置服务范围。健全公益诉讼制度，适当扩大公益诉讼主体范围。探索建立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完善诉讼、仲裁与调解对接机制。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要求，加大网络消费者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加强网上跨境消费者争议解决机制建设。提高消费者主体意识和维权能力。聚焦信息消费、预付式消费、网络购物、群体消费等领域出现的问题，传播科学文明的商品和服务知识等信息，通过各种平台的宣传及消费维权知识的普及，提高消费者的主体意识和依法维权能力，营造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良好氛围。加快个人信息安全立法，进一步加大消费者个人信息保护力度。
四、强化政策配套和宣传引导，改善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
（一）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完善有利于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的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企业工资分配的宏观指导制度，依法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立反映人力资源市场供求关系和企业经济效益的工资决定机制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补贴制度，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扩大高校和科研院所收入分配自主权，建立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制度，推进实施重点群体增收激励计划，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推进实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低收入群体基本生活现金救助、实物救助和救助服务相结合的社会救助方式，按照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标准核定救助标准，并根据价格水平动态调整。
（二）构建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
积极培育和壮大各类消费供给主体，消除所有制歧视，实行包容审慎有效的准入制度，全面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加快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打破地域分割和市场分割。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大生活性服务领域有效有序开放力度，逐步放宽放开对外资的限制。建设若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进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三）完善财税金融土地配套政策
健全消费政策体系，进一步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居民消费的政策。推动消费税立法。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合理提高个人所得税基本减除费用标准，适当增加专项附加扣除，逐步建立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落实好健康、养老、家政等生活性服务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进一步提升金融对促进消费的支持作用，鼓励消费金融创新，规范发展消费信贷，把握好保持居民合理杠杆水平与消费信贷合理增长的关系。鼓励保险公司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为消费信贷提供融资增信支持。加大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等领域用地政策落实力度。
（四）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
合理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保障，非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市场提供。加快推进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等领域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将生产经营类事业单位转为企业。建立健全符合不同事业单位特点的管理体制机制，分类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完善民办机构参与公办机构改制细则。
（五）优化消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机制
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进一步吸引社会投资，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现代流通、信息网络、服务消费等短板领域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社会领域产业企业专项债券等方式，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
（六）加强消费统计监测
研究制定服务消费和消费新业态新模式的统计分类，完善相关统计监测，有效反映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家政、教育培训、托幼等服务消费发展水平，形成涵盖商品消费、服务消费的消费领域统计指标体系，更加全面反映居民消费发展情况。建立消费领域运用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形势分析和政策辅助决策的机制。健全消费政策评估机制。
（七）健全消费宣传推介和信息引导机制
加强对促进消费工作的舆论宣传，突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有效引导社会预期。积极培育健康理性的消费理念，大力宣传倡导丰俭有度、雅俗兼容的消费文化。用好各级各类媒体，构筑良好的消费宣传推介机制，客观真实向消费者推介商品和旅游、文化等服务，促进供需有效对接。建立针对涉嫌虚假宣传的惩罚惩戒机制。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重要意义，切实强化组织领导，逐项抓好改革任务和政策落实。要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部门协调机制，统筹促进消费工作，制定整体战略、重要政策和措施。加强促进消费工作的监督考核。要积极推进本意见贯彻落实，抓紧制定实施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的实施方案（2018—2020年）。有关部门要针对本行业本领域细分市场，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形成释放消费潜力的政策合力。各地区要按照本意见和实施方案的要求，结合实际抓紧制定具体实施方案和细化政策措施，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21日 01版）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
（2018年9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目 录
前 言
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
三、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四、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
五、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
六、中国的立场
前 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经贸关系既对两国意义重大，也对全球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发展，利益交汇点不断增多，形成了紧密合作关系，不仅使两国共同获益，而且惠及全球。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过程中，中美两国遵循双边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规则，拓展深化经贸合作，基于比较优势和市场选择形成了结构高度互补、利益深度交融的互利共赢关系。双方通过优势互补、互通有无，有力促进了各自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同时提升了全球价值链效率与效益，降低了生产成本，丰富了商品种类，极大促进了两国企业和消费者利益。
中美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不同，存在经贸摩擦是正常的，关键是如何增进互信、促进合作、管控分歧。长期以来，两国政府本着平等、理性、相向而行的原则，先后建立了中美商贸联委会、战略经济对话、战略与经济对话、全面经济对话等沟通协调机制，双方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保障了中美经贸关系在近40年时间里克服各种障碍，不断向前发展，成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
2017年新一届美国政府上任以来，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抛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等国际交往基本准则，实行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作出一系列不实指责，利用不断加征关税等手段进行经济恫吓，试图采取极限施压方法将自身利益诉求强加于中国。面对这种局面，中国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世界贸易秩序大局出发，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议的基本原则，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回应美国关切，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克服各种困难，同美国开展多轮对话磋商，提出务实解决方案，为稳定双边经贸关系作出了艰苦努力。然而，美国出尔反尔、不断发难，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在短时间内持续升级，使两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努力培养起来的中美经贸关系受到极大损害，也使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原则遭遇严重威胁。
为澄清中美经贸关系事实，阐明中国对中美经贸摩擦的政策立场，推动问题合理解决，中国政府特发布此白皮书。
一、中美经贸合作互利共赢
中美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发展，贸易和投资等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实现了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中国从中受益匪浅，美国也从中获得了广泛、巨大的经济利益，分享了中国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成果。事实证明，良好的中美经贸关系对两国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合则两利，斗则两伤。
（一）中美双方互为重要的货物贸易伙伴
双边货物贸易快速增长。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统计数据，2017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额达5837亿美元，是1979年建交时的233倍，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的7倍多。目前，美国是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和第六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从美国进口分别占中国出口和进口的19%和8%；中国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017年美国对华出口占美国出口的8%。
美国对华出口增速明显快于其对全球出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快速增长，中国成为美国重要的出口市场。根据联合国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货物出口1298.9亿美元，较2001年的191.8亿美元增长577%，远远高于同期美国对全球112%的出口增幅（图1）【1】。
中国是美国飞机、农产品、汽车、集成电路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飞机和大豆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汽车、集成电路、棉花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17年美国出口中57%的大豆、25%的波音飞机、20%的汽车、14%的集成电路、17%的棉花都销往中国。
中美双边贸易互补性强。美国居于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对华出口多为资本品和中间品，中国居于中低端，对美出口多为消费品和最终产品，两国发挥各自比较优势，双边贸易呈互补关系。2017年中国向美国出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家具寝具灯具等，合计占比为53.5%。中国从美国进口前三大类商品为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附件、机械器具及零件、车辆及其零附件，合计占比为31.8%。机电产品在中美双边贸易中占重要比重，产业内贸易特征较为明显（表1）。中国对美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大多只是在华完成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包含大量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的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
（二）中美双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美国服务业高度发达，产业门类齐全，国际竞争力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升，服务需求明显扩大，双方服务贸易快速增长。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中美服务贸易额由249.4亿美元扩大到750.5亿美元，增长了2倍。2017年，据中国商务部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服务贸易伙伴；据美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美国第三大服务出口市场。
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最大逆差来源地，且逆差快速扩大。据美国方面统计，2007—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出口额由131.4亿美元扩大到576.3亿美元，增长了3.4倍，而同期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出口额增长1.8倍，美国对华服务贸易年度顺差扩大30倍至402亿美元（图2）。目前，美国是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占中国服务贸易逆差总额的20%左右。中国对美服务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行、运输和知识产权使用费三个领域。
中国对美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不断扩大。据美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内地到访美国的游客数量已连续13年增长，其中12年的增速都达到两位数。中国商务部统计显示，2017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留学、就医等旅行支出合计达510亿美元，其中赴美游客约300万人次，在美旅游支出高达330亿美元。在教育方面，美国是中国学生出境留学第一大目的地，2017年中国在美留学生约42万人，为美国贡献约180亿美元收入。根据美国方面统计，中国对美国旅行服务贸易逆差从2006年的4.3亿美元扩大至2016年的262亿美元，年均增长50.8%。
中国对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持续增加。据中国有关方面统计，美国是中国第一大版权引进来源国，2012—2016年，中国自美国引进版权近2.8万项。中国对美国支付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从2011年的34.6亿美元增加至2017年的72亿美元，6年时间翻了一番（图3）。其中2017年中国对美支付占中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总额的四分之一。
（三）中美互为重要的投资伙伴
美国是中国重要外资来源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美国累计在华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约6.8万家，实际投资超过83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快速增长，美国成为中国重要的投资目的地。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发展，中国企业对美国直接投资从2003年的0.65亿美元增长至2016年的169.8亿美元。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截至2017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存量约670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还对美国进行了大量金融投资。根据美国财政部统计，截至2018年5月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1.18万亿美元。
（四）中美双方均从经贸合作中明显获益
中美双方从经贸合作中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实现了互利共赢。
中美经贸合作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美国等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相互开放市场，有利于中国企业融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可观的外部市场。经过改革开放以来40年的发展，201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1万亿美元，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6956.8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吸引外商投资1363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美国在华企业在技术创新、市场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对中国企业起到了示范作用，促进了市场竞争，提升了行业效率，带动了中国企业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中国从美国进口大量机电产品和农产品，弥补了自身供给能力的不足，满足了各领域需求特别是高端需求，丰富了消费者选择。
与此同时，美国获得了跨境投资、进入中国市场等大量商业机会，对美国经济增长、消费者福利、经济结构升级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经贸合作促进了美国经济增长，降低了美国通胀水平。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研究院联合研究估算【2】，2015年美国自华进口提振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0.8个百分点；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为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2160亿美元，提升美国经济增长率1.2个百分点；来自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美国消费者物价水平，如2015年降低其消费物价水平1—1.5个百分点。低通货膨胀环境为美国实施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较大空间。
为美国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估算，2015年美国对华出口和中美双向投资支持了美国国内260万个就业岗位【3】。其中，中国对美投资遍布美国46个州，为美国国内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4万个，而且大部分为制造业岗位。
给美国消费者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双边贸易丰富了消费者选择，降低了生活成本，提高了美国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研究显示，2015年，中美贸易平均每年为每个美国家庭节省850美元成本，相当于美国家庭收入的1.5%【4】。
为美国企业创造了大量商机和利润。中国是一个巨大而快速增长的市场，中美经贸合作为美国企业提供了大量商业机会。从贸易来看，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度美各州对华出口报告》，2017年中国是美国46个州的前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之一，2016年中国是美国所有50个州的前五大服务出口市场之一；2017年每个美国农民平均向中国出口农产品1万美元以上。从投资来看，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5年美国企业实现在华销售收入约5170亿美元，利润超过360亿美元；2016年销售收入约6068亿美元，利润超过390亿美元。美国三大汽车制造商2015年在华合资企业利润合计达74.4亿美元。2017年美系乘用车在华销量达到304万辆，占中国乘用车销售总量的12.3%【5】，仅通用汽车公司在华就有10家合资企业，在华产量占到其全球产量的40%【6】。美国高通公司在华芯片销售和专利许可费收入占其总营收的57%，英特尔公司在中国（包括香港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23.6%【7】。2017年财年，苹果公司大中华地区营收占其总营收的19.5%【8】。截至2017年1月，13家美国银行在华设有分支机构，10家美资保险机构在华设有保险公司。高盛、运通、美国银行、美国大都会人寿等美国金融机构作为中国金融机构的战略投资者，均取得了不菲的投资收益。根据中国证监会统计，中国境内公司到境外首发上市和再融资，总筹资额的70%由美资投资银行担任主承销商或联席主承销商【9】。美国律师事务所共设立驻华代表处约120家。
促进了美国产业升级。在与中国经贸合作中，美国跨国公司通过整合两国要素优势提升了其国际竞争力。苹果公司在美国设计研发手机，在中国组装生产，在全球市场销售。根据高盛公司2018年的研究报告，如苹果公司将生产与组装全部移到美国，其生产成本将提高37%【10】。从技术合作领域看，美国企业在中国销售和投资，使这些企业能够享受中国在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方面的应用成果，使其产品更好适应不断变化的全球市场【11】。中国承接了美国企业的生产环节，使得美国能够将更多资金等要素资源投入创新和管理环节，集中力量发展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带动产业向更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领域升级，降低了美国国内能源资源消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提升了国家整体竞争力。
总体来看，中美经贸合作是一种双赢关系，绝非零和博弈，美国企业和国民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美国一部分人宣称的“美国吃亏论”是站不住脚的。
二、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
中美经贸交往规模庞大、内涵丰富、覆盖面广、涉及主体多元，产生一些矛盾分歧在所难免。两国应以全局综合的视角看待，从维护两国战略利益和国际秩序大局出发，以求同存异的态度妥善处理分歧，务实化解矛盾。但是，现任美国政府通过发布《对华301调查报告》等方式，对中国作出“经济侵略”、“不公平贸易”、“盗窃知识产权”、“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污名化指责，严重歪曲了中美经贸关系的事实，无视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和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心血汗水，这既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不尊重，也是对美国人民真实利益的不尊重，只会导致分歧加大、摩擦升级，最终损害双方根本利益。
（一）不应仅看货物贸易差额片面评判中美经贸关系得失
客观认识和评价中美双边贸易是否平衡，需要全面深入考察，不能只看货物贸易差额。中国并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事实上，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由2007年的11.3%降至2017年的1.3%。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更多是美国经济结构和现有比较优势格局下市场自主选择的自然结果，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进行结构性调整。美国无视影响中美经贸关系的多方面因素，片面强调两国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将责任归咎于中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中美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中美双边货物贸易不平衡现象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美国一直处于顺差地位，1992年之后中国转为顺差并持续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化生产普遍存在的今天，双边经贸关系内涵早已超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即双向投资中的本地销售）也应考虑进来。综合考虑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本国企业在对方国家分支机构的本地销售额三项因素，中美双方经贸往来获益大致平衡，而且美方净收益占优（图4）。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7年美国对华服务贸易顺差为541亿美元，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占有显著优势。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5年美资企业在华销售额高达4814亿美元，远高于中资企业在美256亿美元的销售额，美国占有4558亿美元的优势，美国企业跨国经营优势更为突出。2018年6月德意志银行发布的研究报告《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认为，从商业利益角度分析，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对双边经贸交往的影响，美国实际上在中美双边贸易交往过程中获得了比中国更多的商业净利益。根据其计算，扣除各自出口中其他国家企业子公司的贡献等，2017年美国享有203亿美元的净利益【12】。
中美货物贸易差额是美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必然结果，也是由两国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格局决定的。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差额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是多重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是中国刻意追求的结果。
第一，这是美国国内储蓄不足的必然结果。从国民经济核算角度看，一国经常项目是盈余还是赤字，取决于该国储蓄与投资的关系。美国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低储蓄、高消费，储蓄长期低于投资，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净国民储蓄率仅为1.8%。为了平衡国内经济，美国不得不通过贸易赤字形式大量利用外国储蓄，这是美国贸易逆差形成并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自1971年以来，美国总体上处于贸易逆差状态，2017年与102个国家存在贸易逆差。美国贸易逆差是一种内生性、结构性、持续性的经济现象。美国目前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只是美国对全球贸易逆差的阶段性、国别性反映。
第二，这是中美产业比较优势互补的客观反映。从双边贸易结构看，中国顺差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产品和制成品，而在飞机、集成电路、汽车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农产品领域都是逆差。2017年，中国对美农产品贸易逆差为164亿美元，占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总额的33%；飞机贸易逆差为127.5亿美元，占中国飞机贸易逆差总额的60%；汽车贸易逆差为117亿美元。因此，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是双方发挥各自产业竞争优势的情况下市场自主选择的结果。
第三，这是国际分工和跨国公司生产布局变化的结果。随着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深入发展，跨国公司利用中国生产成本低、配套生产能力强、基础设施条件好等优势，来华投资设厂组装制造产品，销往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从贸易主体看，据中国海关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货物贸易顺差的59%来自外商投资企业。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和融入亚太生产网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承接了过去日本、韩国等其他东亚经济体对美的贸易顺差。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日本、韩国等东亚经济体占美国总逆差的比值，由1990年的53.3%下降为2017年的11%，同期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占比则由9.4%上升为46.3%（图5）。
第四，这是美国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的结果。美国在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方面拥有巨大竞争优势，但美国政府基于冷战思维，长期对华实施严格的出口管制，人为抑制了美国优势产品对华出口潜力，造成美企业丧失大量对华出口机会，加大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据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2017年4月的报告分析【13】，美国若将对华出口管制放松至对巴西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24%；如果放松至对法国的水平，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可缩减35%。由此可见，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华出口的潜力远未充分发挥，美国不是不可以减少对华贸易逆差，只是自己关闭了增加对华出口的大门。
第五，这是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结果。二战结束后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方面，美国利用美元“嚣张的特权”【14】向世界各国征收“铸币税”，美国印制一张百元美钞的成本不过区区几美分，但其他国家为获得这张美钞必须提供价值相当于100美元的实实在在的商品和服务。另一方面，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客观上需要承担为国际贸易提供清偿能力的职能，美国通过逆差不断输出美元。美国贸易逆差背后有其深刻的利益基础和国际货币制度根源。
此外，美国统计方法相对高估了中美货物贸易逆差额。中美双方的统计差异长期存在，且差异较大。2017年，中国统计对美货物贸易顺差为2758亿美元，美国统计对华逆差接近3958亿美元，相差1000亿美元左右。由中美两国商务部相关专家组成的统计工作组，每年就中美贸易统计差异进行一次比较研究。根据该工作组测算，美国官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每年都被高估20%左右。根据中国海关和美国商务部普查局的统计，双方统计结果在最近十年来的走势和变动幅度大致相同（图6）。引起差异的原因包括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之间的差异、转口贸易增值、直接贸易加价、地理辖区、运输时滞等。
若以贸易增加值方法核算，美国对华逆差将大幅下降。中国对外贸易具有大进大出特点，中美贸易亦是如此。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从贸易方式看，中美贸易不平衡的61%来自加工贸易。中国在很多加工制成品出口中获得的增加值，仅占商品总价值的一小部分，而当前贸易统计方法是以总值（中国对美出口的商品全额）计算中国出口。世贸组织和经合组织等从2011年起倡导以“全球制造”新视角看待国际化生产，提出以“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分析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实际地位和收益，并建立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以2016年为例，据中国海关按照传统贸易总值的统计，中国对美顺差额为2507亿美元；但若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从贸易增加值角度核算，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394亿美元，较总值方法减少44.4%。
（二）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谈论公平贸易
近年来，美国从倡导“自由贸易”转向强调所谓“公平贸易”，并赋予其新解释。现任美国政府强调的所谓“公平贸易”不是基于国际规则，而是以“美国优先”为前提，以维护美国自身利益为目标。其核心是所谓“对等”开放，即各国在每个具体产品的关税水平和每个具体行业的市场准入上都与美国完全一致，寻求绝对对等。在美国政府看来，美国与其他国家市场开放“不对等”使美国处于不公平的贸易地位，并导致双边贸易不平衡。这种对等概念，与世界贸易组织的互惠互利原则并不一致。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考虑了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别。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成员享有差别和更优惠待遇。这种制度安排是在尊重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权的基础上，积极吸纳新的发展中成员加入，以扩大成员数量、增强多边体制的包容性，也体现了以当期优惠换取后期开放的互惠原则。对于发展中成员而言，由于其处于发展初期阶段，需要对产业适度保护以促进良性发展，其市场随经济发展扩大后，也将为发达国家带来更多商业机会。发展中成员享有差别和更优惠待遇，符合包括发达成员在内的各国各地区长期利益，这种制度安排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公平。2001年，中国通过多边谈判以发展中成员身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享受发展中成员待遇。十几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但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有13.9亿人口，经济总量数据显得较为庞大，但这没有改变人均发展水平较低的现实。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2017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643美元，仅为美国的14.5%，排在世界第71位。2017年末中国还有3046万农村贫困人口。仅以中国经济和贸易总规模较大为依据，要求中国和美国实现关税绝对对等是不合理的。美国追求绝对对等的做法，违背了世界贸易组织最惠国待遇和非歧视性原则（专栏1）。
世界贸易组织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是各国就所有产业开放市场实现总体互惠和利益平衡，并非狭义局限于每个产业或产品承诺水平对等。由于资源禀赋、产业竞争力的差异，很难实现两个经济体绝对对等开放，不同产业关税水平是有差异的。如果按照美国绝对对等逻辑，美国自身也有大量不公平和不对等的情况。例如，中国对带壳花生、乳制品和货车征收的关税分别为15%、12%和15%—25%，而据世界贸易组织关税数据显示，美国相应的关税分别为163.8%、16%和25%，均高于中国（表2）。
事实上，中国在切实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后，还主动通过单边降税扩大市场开放。截至2010年，中国货物降税承诺全部履行完毕，关税总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至9.8%。中国并未止步于履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承诺，而是通过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等方式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给予最不发达国家关税特殊优惠，多次以暂定税率方式大幅自主降低进口关税水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2015年中国贸易加权平均关税税率已降至4.4%，明显低于韩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已接近美国（2.4%）和欧盟（3%）的水平；在农产品和制成品方面，中国已分别低于日本农产品和澳大利亚非农产品的实际关税水平（表3）。2018年以来，中国进一步主动将汽车整车最惠国税率降至15%，将汽车零部件最惠国税率从最高25%降至6%；大范围降低部分日用消费品进口关税，涉及1449个税目，其最惠国平均税率从15.7%降至6.9%，平均降幅达55.9%。目前，中国关税总水平已进一步降为8%。
美国所主张的“公平贸易”和“对等开放”，否定各国发展阶段、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的客观差异，无视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势必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和产业造成冲击，造成更大范围的不公平，最终也不利于美国企业扩大国际市场，分享发展中国家发展机遇。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国际上有的人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占了便宜，其他国家吃了亏。事实上，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低成本劳动力、土地等资源与国际资本、技术相结合，迅速形成巨大生产能力，推动了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发展，促进了世界经济增长。在此期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持续扩大，规模从2001年468.8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的1363.2亿美元，年均增长6.9%，跨国公司分享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机遇。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也在环境、产业调整等方面承担了较大成本。
（三）不应违背契约精神指责中国进行强制技术转让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外国企业为了拓展新兴市场、节约生产支出、实现规模效益和延长技术获利时间，主动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订立契约合同，把产能和订单向中国转移，这完全是基于商业利益的企业自愿行为。不能因为中国企业的技术进步，就把原本双方自愿的交易活动歪曲为强制技术转让，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对契约精神的背弃。
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合作过程中发生的技术转移，源自发达国家企业出于利益最大化考虑的主动技术转让及产业转移。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表明，任何一种产品都会因新技术的应用而经历一个由盛到衰的生命周期。跨国公司在努力开发新技术的同时，需要不断向发展中国家转让已落后或是标准化了的技术，以延长依靠旧技术获取利润的时间，并为新技术研发应用腾出空间和要素资源，也间接分担研发成本，技术转让和许可是常用的商业合作模式。上世纪90年代以来，微软、英特尔、高通、宝洁、通用电气、朗讯等美国公司相继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目的是更好适应和开发中国市场。多年来美国在华企业通过技术转让与许可获得了巨额利益回报，是技术合作的最大受益者。
在中外企业合作中，中国政府没有强制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转让技术的政策和做法。中外企业技术合作和其他经贸合作完全是基于自愿原则实施的契约行为，双方企业都从中获得了实际利益。一般来说，外国企业技术收入有三种模式：（1）一次性转让，可以按转让价结算，也可以折价入股；（2）销售的设备、零部件或产品中，包括技术收入；（3）技术许可，收取许可费。比如，当一家具有技术优势的外国企业销售设备给中国企业，中国企业由于不掌握设备的某些技术，需要长期多次购买设备提供方的技术服务和零部件，在此情况下，中国企业愿意以一次性付费的方式向外方购买部分技术。这种技术转让要求，属于企业在成本效益核算基础上的正常议价谈判，无论分次支付技术费还是一次性支付技术费，都是国际商业技术交易中常见的做法。美国政府将外商投资企业通过订立商业合同与中国企业建立伙伴关系、转让或许可其技术、共同在中国市场上获得商业回报的自愿合作行为称为“强制技术转让”，完全是对事实的歪曲。
除此之外，中国在某些领域的股权合作符合中国的国际义务、各国惯例和实践，不能被混淆为“强制技术转让”。而且，近几年中国对外商投资的股权限制不断放开，外国企业自由选择权不断扩大（专栏2）。在此过程中，中外企业股权合作仍然不断深化，完全是双方基于商业原因的自由选择。
美国政府关于中国“偷盗”先进技术的指责是对中国科技进步艰苦努力的污蔑。中华民族是勤劳智慧、善于创造的民族，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和教育发展，中国科技进步是中国长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结果，是全体人民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辛勤劳动的成果。2000年以来，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长。2017年，中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1.76万亿人民币，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13%【15】，已经接近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中国有2613所高等学校，10.9万家各类研发机构，超过621万研发人员，2017年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达403万人年，其中企业占77.3%。【16】2017年，有113家中国企业进入“2017全球创新1000强”榜单【17】，仅次于美国、日本，位居全球第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18年7月发布的“2018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中国由2016年的第22名升至第17名【18】。2017年，中国专利申请369.8万件，授予专利权183.6万件【19】；发明专利申请量达138.2万件，同比增长14.2%，连续7年居世界首位【20】；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字，2017年中国通过《专利合作条约》途径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达4.9万件，仅次于美国。有10家中国企业进入企业国际专利申请量前50位。美国前财政部长、著名经济学家拉里·萨默斯说：“你问我中国的技术进步来自哪里，它来自于那些从政府对基础科学巨额投资中受益的优秀企业家，来自于推崇卓越、注重科学和技术的教育制度。它们的领导地位就是这样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在一些美国公司持股产生的。”【21】
（四）不应抹杀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态度是明确而坚定的，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层面不断强化保护【22】，取得了明显成效。美国政府2016年以前的官方报告，也积极肯定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绩。中国美国商会所做的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显示，其会员企业在华运营的主要挑战中，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已由2011年的第7位降低到2018年的第12位。近期美国政府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指责是有悖事实的，完全抹杀了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巨大努力与成效。
中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法律保护力度不断提高。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一套完备且高标准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走过了发达国家通常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完成的立法路程。目前已经建立了从法律、规划、政策到执行机构等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和管理的完整体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前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博士曾评价称，“这在知识产权发展史上是独一无二的”。2013年，中国修订了《商标法》，增加了惩罚性赔偿制度，将法定赔偿限额从50万元提高至300万元，保护力度大幅度提高。自2014年启动的《专利法》第四次全面修改工作，提出了加强专利权保护的相关建议措施，包括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善证据规则、完善行政保护措施、加强网络环境下专利保护等。2017年修订《反不正当竞争法》，进一步完善了商业秘密的保护，明确市场混淆行为，拓宽对标识的保护范围，同时强化了对有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施行，该法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知识产权”，并明确规定商业秘密属于知识产权，加强了对商业秘密的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充分发挥司法保护主导作用。2014年，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院，跨区域管辖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自2009年以来，中国共设立了天津、南京、苏州、武汉、西安等16个知识产权法庭，有效提升了知识产权专业化审判水平。2013年至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各类知识产权案件813564件，审结781257件。2017年，中国法院共新收一审知识产权案件213480件，结案202970件，分别比上年增加46%和43%【23】。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审理知识产权案件尤其是专利案件最多的国家。中国依法平等保护中外当事人合法权益。2016年，中国法院共审结涉外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1667件，同比上升25.6%（专栏3）【24】。中国处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的审理周期是全世界最短的之一，北京知识产权法庭平均为4个月。由于司法程序快捷，目前中国法院已被国际上视为知识产权诉讼较为可取的诉讼地，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双方当事人都是外国人。
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门采取了积极主动的保护措施，行政执法力度持续加强。中国实施行政、司法双轨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仅可以寻求司法保护，还可以寻求行政保护。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积极构建集快速审查、快速确权、快速维权于一体的快速协同保护体系，建成了基本覆盖全国的“12330”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与举报投诉网络。专利、商标、版权行政执法部门开展了强有力的主动执法，有效保护了知识产权权利人合法权益。2011年11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的意见》，成立了全国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形成由29个部门参与的常态机制。2018年，中国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专利执法由市场监管综合执法队伍承担，执法力量得到整合与加强。
中国日益加强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外国企业在华创新提供了有效保障。国外来华发明专利申请受理量从2012年的117464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35885件【25】。来自国外的商标注册申请量从2013年的9.5万件增加到了2017年的14.2万件，同期存量商标到期续展申请量从1.4万件增加到了2.0万件【26】。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断改善，过去十年间中国使用外国技术支付的专利授权和使用费增长4倍，2017年为286亿美元，排名全球第四，其中为本国境内使用的外国技术支付费用的规模仅次于美国，排名全球第二【27】。
美国企业因中国有效保护知识产权获益丰厚。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6年中国向美国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79.6亿美元。中国国家版权局、商务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2012—2016年，中国自美国引进版权近2.8万项。在商标方面，2002—2016年，美国在华申请转让商标5.8万余件，占中国商标转让申请总数4.54%。在文化方面，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进口美国影片31部，给美国带来近6.5亿美元收入。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成效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肯定。2011年，中国海关被全球反假冒组织授予全球唯一的“反假冒最佳政府机构奖”。2012年，中国公安部经侦局被全球反假冒组织授予“2012年度全球反假冒执法部门最高贡献奖”。2011年5月9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中方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取得了良好进展。美方愿向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更多高科技产品，这符合双方的利益。”【28】2018年2月，美国商会全球知识产权中心发布《2018年国际知识产权指数发展报告》，该报告分40个指标对全球范围内50个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进行评价，中国位居第25位，较2017年上升2位。
（五）不应将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歪曲为一种推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
中国政府鼓励企业走出去开展国际经济交流合作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随着中国企业经营能力提高，根据企业配置资源和开拓市场需要，越来越多企业开始自主向海外发展，这符合经济全球化潮流。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政府支持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和国际规则的前提下，对外投资和拓展国际市场，政府为企业对外投资合作提供便利化的服务。美国将中国政府支持企业走出去，判定为一种推动企业通过并购获取别国先进技术的政府行为，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此外，中国对美直接投资中，技术寻求型投资占比实际上很低。据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统计，2005—2017年，中国企业在美232项直接投资中，仅有17项涉及高技术领域，其他大部分分布在房地产、金融以及服务业等领域【29】。
（六）不应脱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指责中国的补贴政策
中国认真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政策的规则。补贴政策作为应对市场失灵和解决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手段之一，被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普遍使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一直积极推进国内政策领域的合规性改革，切实履行世界贸易组织《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各项义务。
中国遵守世界贸易组织关于补贴的透明度原则，按照要求定期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和具体措施的修订调整和实施情况。截至2018年1月，中国提交的通报已达上千份，涉及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农业、技术法规、标准、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等诸多领域。2016年7月，中国政府按照有关规则，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2001—2014年地方补贴政策通报，涵盖19个省和3个计划单列市的100项地方补贴政策。2018年7月，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交了2015—2016年中央和地方补贴政策通报，地方补贴通报首次覆盖全部省级行政区域。
为企业营造公平竞争的政策环境。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推进产业政策的转型。2016年6月，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要求规范政府行为，防止出台新的排除、限制竞争的支持措施，并逐步清理废除已有的妨碍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2017年1月，《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进一步要求，各部门制定外资政策要进行公平竞争审查。2018年6月，《国务院关于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各地区各部门不得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准入进行限制。《通知》要求，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健全各地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不公平待遇问题，各地不得限制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跨区域经营、搬迁、注销等行为。
中国农业市场化程度持续提高。2015年，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宣布放开烟叶收购价格，标志着中国在农产品价格领域已完全取消了政府定价。2004年以来，在市场定价、自由流通的基础上，中国政府为维护农民基本生计，当市场严重供大于求、价格过度下跌时，对部分农产品实行托市收购制度。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托市收购政策的改革力度，定价机制更加市场化（专栏4）。
三、美国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
美国存在大量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平贸易、割裂全球产业链的投资贸易限制政策和行为，有损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并严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
（一）歧视他国产品
美国大量监管政策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歧视他国产品，具有明显的利己主义和保护主义倾向。美国通过立法直接或间接限制购买其他国家产品，使他国企业在美遭受不公平待遇，中国企业是其中的主要受害者。
美国产品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不如多数发达国家，甚至逊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经合组织发布的2013年“产品市场监管指标”【30】对35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排名，前3位是荷兰、英国和澳大利亚。美国只排在第27位，反映出美国市场监管政策对产品市场公平竞争存在较多障碍。而在加入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指标后，美国在47个国家中仅列第30位，其产品市场公平竞争环境不及立陶宛、保加利亚和马耳他等非经合组织国家。
美国对他国产品的歧视程度远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甚至也高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根据“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二级指标“国外供应商差别待遇”【31】对35个经合组织国家进行排名，2013年美国排在第32位，表明美国产品市场对外国存在严重歧视。若包括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的指标，美国在47个国家中排名第39位，歧视程度比巴西、保加利亚、塞浦路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和罗马尼亚等非经合组织国家更高【32】（图7）。
美国通过立法严格要求政府部门采购本国产品，并对采购他国产品设置歧视性条款。例如，《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规定，美国联邦政府机构仅能采购在美国生产的加工最终产品以及在美国开采或生产的未加工品【33】。《美国法典》规定，针对申请联邦政府或州政府资助的公共交通项目，必须使用美国国产的铁、钢和制成品【34】。《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规定，拨款资金不得为学校午餐、儿童成人关照食品、儿童夏日食品服务、学校早餐等项目购买从中国进口的生的或加工过的家禽产品。【35】《国防授权法案》以国家安全为由，规定禁止联邦政府采购中国企业提供的通讯设备和服务【36】。
（二）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
美国是全球范围内最早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国家。1975年，美国专门成立外国投资委员会，负责监测外国投资对美国的影响。1988年，美国通过《埃克森—弗洛里奥修正案》，对《1950年国防生产法》进行了修正，授权美国总统及其指派者对外资并购进行审查。《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扩充了外国投资委员会【37】，扩大其安全审查范围。从半个多世纪的立法过程看，美国对外国投资实施安全审查的主线就是收紧法规政策，扩大监管队伍和审查范围，近期特别针对中国强化了审查和限制。
在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实践中，美国“国家安全审查”的依据模糊不清，审查力度不断加大。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历年外资安全审查报告【38】，2005—2008年审查外国投资交易案例468起，其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案例37起，占比仅8%。但自2008年美国财政部发布《外国人合并、收购和接管规制：最终规则》【39】以后，2009—2015年期间审查的770起案例中，需要进入调查阶段的达到310起，占比陡然提高到40%。尤其是在最新披露的2015年数据中，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到46%，处于较高水平（图8）。
中国企业是美国滥用国家安全审查的主要受害者之一。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成立以来，美国总统根据该委员会建议否决的4起投资交易均系针对中国企业或其关联企业。2013—2015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共审查39个经济体的387起交易，被审查的中国企业投资交易共74起，占19%，连续三年位居被审查数量国别榜首。从近年来美国否决和阻止中国企业投资的数据来看（表4和表5），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华投资审查范围已从半导体、金融行业扩大至猪饲养等食品加工业。加上其审查程序不透明、自由裁量权极大、否决原因披露不详等因素，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阻碍正常交易的情况更为严重。
美国新立法进一步加强外资安全审查。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赋予了外国投资委员会更大审查权，包括扩大受管辖交易范围、扩充人员编制、引入“特别关注国”概念、增加考虑审查因素等，投资审查收紧趋势明显。其中，特别要求美国商务部在2026年前每两年提交一份关于中国企业在美投资情况的分析报告【40】。
（三）提供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
美国联邦和地方政府对部分产业和企业提供大量补贴、救助和优惠贷款，这些补贴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根据美国补贴监控组织“好工作优先”统计，2000—2015年间，美国联邦政府以拨款、税收抵免等方式至少向企业补贴了680亿美元，其中582家大公司获得的补贴占总额的67%【41】。同一时期，美国联邦机构向私人部门提供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贷款担保和救助援助。享受美国政府补贴的行业十分广泛，在列入统计的49个行业中，汽车、航空航天和军工、电气和电子设备、油气、金融服务、化工、金属、零售、信息技术等均在前列【42】。美国州和地方政府也给予了企业大量补贴。由于州政府在补贴方面基本不受联邦政府的管辖，其补贴方式及金额透明度低，具有较大隐蔽性，实际补贴额远高于其披露数额。
在航空领域，美国波音公司2000年以来获得联邦和州（地方）政府的定向补贴金额145亿美元；2011年以来获得来自各级政府的贷款、债券融资、风险投资、贷款担保、救助等737亿美元【43】（专栏5）。
在汽车行业，美国联邦和州政府均有对汽车的扶持政策，并向大型汽车企业提供巨额救助和变相补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在“不良资产援助计划”下设立“汽车产业资助计划”（AIFP），为大型汽车企业提供了近800亿美元的资金救助【44】。2007年，美国能源部依据《2007年能源独立和安全法案》第136条款制定了“先进技术汽车制造贷款项目”，美国国会对该项目的授权贷款总额达到250亿美元【45】。特斯拉公司自2000年以来得到美国联邦和州（地方）政府超过35亿美元的补贴【46】。
在计算机和半导体制造领域，美国事实上早就在执行由政府引导的产业政策。上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对美国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拨款10亿美元，以创造具有“超前竞争性”的技术，保持美国技术领先地位，避免过度依赖外国供应商。苹果公司研发的几乎所有产品，包括鼠标、显示器、操作系统、触摸屏等，都得到了美国政府部门的支持，甚至有些直接萌芽于政府实验室。
在军工领域，美国对军工企业提供了包括税收优惠、贷款担保、采购承诺等不同形式的支持，对濒临破产的大型军工企业提供临时性政府贷款、企业重组基金、破产保护、过渡基金和债务减免等优惠政策。《2014年美国国防生产法案》规定，“总统可授权担保机构向私营机构提供贷款担保，以资助该担保机构认定的，对建立、维护、扩大、保护或恢复国防所需生产或服务至关重要的任何军工承包商、分包商、关键基础设施或其他国防生产供应商等”。2016年，全球最大的军工企业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康涅狄格州2亿美元资金支持。
在农业领域，美国长期对农业实施高额财政补贴政策，世界上绝大多数农业补贴政策均起源于美国。根据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美国可在191亿美元的补贴上限内对各单项产品提供“黄箱”补贴。凭借雄厚的财力和充裕的补贴空间，美国对其大量出口的农产品提供了高额补贴。这些补贴影响了世界农产品的公平竞争，多次遭到相关国家挑战，巴西与美国之间历时12年之久的陆地棉补贴案就是典型代表。2014年，美国对农业补贴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替代原有的“反周期支付”等直接补贴计划，但仍与价格挂钩，“黄箱”补贴的性质并未变化，而支持水平却持续增加。美国农业部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格劳勃等指出，这两种保障计划设定的参考价格均高于过去的目标价格，实际是提高了补贴支持水平【47】。美国国会研究局的测算表明，两项保障计划2015年和2016年支出分别为101亿美元和109亿美元，而且2016—2017年度支持水平超出了2014年新法案出台前的水平【48】。其中，对各单项产品支持的总金额接近150亿美元，为近10年的最高水平【49】。此外，美国还通过各类信用担保计划促进农产品出口，并通过各类非紧急粮食援助计划将大量过剩农产品转移到国外，导致了严重的商业替代，对受援国当地农产品市场造成严重干扰，侵害了其他农产品出口国的利益。
（四）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
世界贸易组织并不完全禁止对国内产业实行保护，但原则是削减非关税壁垒、提升政策措施透明度，使其对贸易的扭曲减少到最低限度。美国采用大量更具隐蔽性、歧视性和针对性的非关税壁垒，对国内特定市场施以严格保护，明显扭曲了贸易秩序和市场环境。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美国当前已通报的卫生和植物检疫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分别有3004项和1574项，占全球的比重分别高达18%和6.6%（图9）。联合国贸发组织2018年6月29日的报告《对贸易监管数据的分析揭露新的重大发现》【50】中提到，要把一棵树进口到美国，需满足54项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相关要求。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货物通关效率，增加了贸易成本。
（五）滥用贸易救济措施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补贴或进口过快增长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但有严格限定条件。美国大量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针对中国。
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增多，在全球占比不断提高。全球贸易预警（Global Trade Alert）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共有837项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其中美国出台143项措施，占全球总数的17.1%。2018年1—7月底，美国出台的保护主义措施占全球比重达到33%（图10）。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17日，美国仍在生效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共有44项（图11），其中58%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新采取的“双反”措施，主要针对中国、欧盟和日本。
在反倾销调查中，美国拒不履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约定的义务，继续依据其国内法，对中国适用“替代国”做法。根据美国国会问责局的测算，被认定为市场经济的国家所适用的反倾销税率明显低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一般来说，美国对中国的反倾销税平均税率是98%，而对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税率为37%【51】。2018年以来，美国作出18项涉及中国产品的裁决，其中14项税率都在100%以上。此外，美国在替代国的选择上也具有较大随意性【52】。中国出口商在美国的倾销调查中受到严重不公正和歧视性对待。
四、美国政府的贸易霸凌主义行为
美国作为二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秩序和多边贸易体制的主要建立者和参与者，本应带头遵守多边贸易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通过争端解决机制妥善处理与其他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也是美国政府曾经向国际社会作出的明确承诺。但是，美国新政府上任以来，片面强调“美国优先”，奉行单边主义和经济霸权主义，背弃国际承诺，四面出击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不仅损害了中国和其他国家利益，更损害了美国自身国际形象，动摇了全球多边贸易体制根基，最终必将损害美国长远利益。
（一）根据美国国内法单方面挑起贸易摩擦
美国现任政府以产业损害和保护知识产权为由，绕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单纯根据美国国内法挑起国际贸易摩擦，以“232条款”、“201条款”和“301条款”名义发起一系列调查。在调查中选择性使用证据材料，得出武断结论，而且未经世界贸易组织授权，非法使用惩罚性高关税对待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严重违反世界贸易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最惠国待遇、关税约束等规则和纪律。这种单边主义行为，不仅损害了中国和其他成员利益，更损害了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使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贸易秩序面临空前险境。
对多国产品开展“232调查”。美国政府滥用“国家安全”概念推行贸易保护措施。2017年4月，美国政府依据本国《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的钢铁和铝产品发起“232调查”【53】，并依据单方面调查结果，于2018年3月宣布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加征25%和10%的关税，招致各方普遍反对和报复。2018年4月5日，中国率先将美国钢铝232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美国宣布自6月1日恢复对欧盟钢铝产品加征关税后，欧盟也予以反击并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指责美国的措施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欧盟贸易专员马姆斯特罗姆称，美国正在进行“危险游戏”，欧盟如不作回应将等同于接受这些非法关税。截至2018年8月，已有9个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向世界贸易组织起诉美国钢铝232措施。2018年7月，美国政府又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汽车及零配件发起新的“232调查”。
众所周知，钢、铁等属于一般性生产资料，汽车属大众消费品，与“国家安全”建立联系非常牵强。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查德·鲍恩认为，美国汽车产能利用率超过了80%，美国约98%的乘用车进口来自欧盟、日本、加拿大、韩国和墨西哥，以汽车危及美国国家安全为由开展调查是站不住脚的【54】。美国政府随意扩大国家安全概念范围，毫无理论和历史依据，其实质是利用相关法条赋予总统行政权力，绕过常规法律限制实施贸易保护（专栏6）。
对多国产品开展“201调查”。2017年5月，美国依据本国《1974年贸易法》，对进口洗衣机和光伏产品发起“201调查”【55】，并在2018年1月决定对前者征收为期3年、税率最高达50%的关税，对后者征收为期4年、税率最高达30%的关税。这是2001年以来美国首次发起“201调查”。作为美国进口洗衣机的主要来源，韩国已于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磋商请求，并宣布将中止对美国部分产品的关税减让措施，以回应美国对韩国产品征税的做法。2018年8月14日，中国将美国光伏产品201措施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7年8月，美国依据本国《1974年贸易法》，对中国发起“301调查”【56】，并在2018年7月和8月分两批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此后还不断升级关税措施，2018年9月24日起，又对2000亿中国输美产品征收10%的关税。“301调查”是基于美国国内法相关条款开展的贸易调查，衡量并要求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知识产权标准和市场准入要求，否则就采取报复性的贸易制裁手段，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被称为“激进的单边主义”。从历史数据看，“301调查”使用频率较低且多通过磋商协议解决。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8年3月发布的研究报告【57】，1974年至今，美国共进行122起“301调查”，但自2001年起，只有一起“301调查”被正式启动。美国政府曾于1994年做出一项“行政行动声明”，表示要按照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方式来执行“301条款”，即美国只有在获得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授权后才能实施“301条款”所规定的制裁措施。1998年，当时的欧共体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关于“301条款”的争端解决案。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认为，单从其法律规定上看，可以初步认定“301条款”不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定。在本次中美经贸摩擦中，美国政府动用“301条款”对中国开展调查，在未经世界贸易组织授权的情况下对中国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明显违反美国政府的上述承诺，其行为是完全非法的。
（二）片面指责他国实施产业政策
产业政策是一种弥补市场失灵、改善社会福利的有效工具，只要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确定的规则，不应受到无端指责。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运用产业政策的国家之一。尽管美国很少承认实行产业政策，但事实上美国政府实施了比官方说法多得多的产业政策【58】。这些产业政策的范畴从推进技术创新到政府采购、对特定部门和企业的补贴，以及关税保护、贸易协定等，为增强美国产业竞争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为强化制造业在全球的领导者地位，近年来研究制定了一大批产业政策。进入新世纪后，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近十年来，美国出台了一系列产业政策，其中包括《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59】（2009）、《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60】（2010）、《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61】（2011）、《美国制造业复兴——促进增长的4大目标》【62】（2011）、《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63】（2012）、《美国创新战略》【64】（2011）、《美国制造业创新网络：初步设计》【65】（2013）等等，针对重点领域研究制定了《电网现代化计划》（2011）、《美国清洁能源制造计划》【66】（2013）、《从互联网到机器人——美国机器人路线图》【67】（2013）、《金属增材制造（3D打印）技术标准路线图》【68】（2013）、《美国人工智能研究与发展战略计划》【69】（2016）、《美国机器智能国家战略》【70】（2018）等。这些政策提出要调整优化政府投资，加大对制造业投资的力度；加强政府对商品的采购；为出口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拓展国际市场；资助制造业重点领域创新等具体措施。
美国在制定推行产业政策的同时，却对他国正常的产业政策横加责难。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2018》指出，为应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与挑战，在过去十年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至少有101个经济体（占全球GDP的90%以上）出台了正式的产业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25》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鉴了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美国创新战略》等政策文件，结合中国实际制定出台的。《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引导性、愿景性的文件，也是一个坚持市场主导、开放包容的发展规划。中国政府一直强调《中国制造2025》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对内资外资具有普遍适用性。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表示，欢迎外国企业参与《中国制造2025》。2017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明确提出，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同等适用于《中国制造2025》政策。文件制定过程中，中国严格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规定，确保相关政策合规透明、公平无歧视。《中国制造2025》实施以来，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许多外国企业均已参与到相关的建设项目中来。
（三）以国内法“长臂管辖”制裁他国
“长臂管辖”是指依托国内法规的触角延伸到境外，管辖境外实体的做法。近年来，美国不断扩充“长臂管辖”的范围，涵盖了民事侵权、金融投资、反垄断、出口管制、网络安全等众多领域，并在国际事务中动辄要求其他国家的实体或个人必须服从美国国内法，否则随时可能遭到美国的民事、刑事、贸易等制裁。
以出口管制为例，美国为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很早就构建起一揽子出口管制制度。主要依据《出口管理法》、《出口管制条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要求美国出口商或用户出口时必须申请许可证。对于国外购买方而言，则要求不得违反商品最终用途、最终用户等限制性规定，否则将受到处罚，包括被列入“实体清单”，严格限制或禁止从美国进口。统计显示，截至2018年8月1日，全球范围内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的主体数量达到1013家。这种行为不仅损害了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相关企业利益，还损害了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权利。
美国还在抓紧审查修订现行出口管制法规，强化“长臂管辖”行为。2018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签署了《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出口管制改革法案》提高了对外国控股公司的限制条件，增加了对“新兴和基础技术”的出口控制，建立了跨部门协商机制以提高执法能力。近期，美国商务部产业和安全局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为由，将44个中国机构新列入出口管制名单。这种行为给中国企业参与相关贸易制造了障碍，实质是对“长臂管辖”强化和升级。
（四）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
现任美国政府基于国内政治需要，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通过指责他国转嫁国内矛盾。
美国将国内政策失误和制度缺陷导致的失业问题错误归因于国际贸易。美国政府认为他国通过不公平贸易的方式抢夺了本国就业岗位，作为美国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中国首当其冲成为主要的被指责对象。事实是，根据联合国数据，2001—2017年，中美贸易额增长了4.4倍，但美国失业率则从5.7%下降到4.1%。尤其是2009年以来，美国从中国进口快速增长，同期美国失业率反而呈现出持续下降的态势，美国政府指责的货物进口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并不存在（图12）。2017年美国国会研究中心报告显示，2010—2015年，尽管美国制造业从中国进口整体增加32.4%，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反而增加了6.8%【71】。
事实上，美国部分社会群体失业问题，主要是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背景下，国内经济政策失误和再分配、再就业机制缺失引起的。根据美国印第安纳州波尔州立大学的研究，2000—2010年期间，美国制造业工作机会减少560万个，88%是由于生产率提高导致的【72】。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要素都在流动变化之中，没有永远不变的工作岗位。随着美国比较优势变化，不同行业就业情况出现差异，传统制造业等行业出现就业岗位减少，这本是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正常现象。美国政府本应顺应经济结构调整大趋势，采取积极有效的再分配和再就业支持措施，帮助失业人员转移到新兴行业就业。但是，受制于传统的分配机制和利益格局，美国政府没有及时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和再就业支持机制，导致部分社会群体的失业问题长期积累、积重难返，为政治上的民粹主义和孤立主义提供了土壤。
现任美国政府把失业问题归咎于国际贸易和出口国不符合事实，是在国内政治矛盾难以解决的情况下试图向外转嫁矛盾。美国如不真正解决自身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而是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引导制造业回流，这种本末倒置、以邻为壑、逆经济规律而动的行为，只会降低全球经济效率，引发世界各国反对，损人而不利己。
（五）现任美国政府背信弃义
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和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础。遵守规则、尊重契约使得不同个人、群体和国家可以形成广泛合作，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特征。现任美国政府不顾各国公认、普遍遵循的国际交往准则，采取了一系列背信弃义的做法，对国际关系采取机会主义态度，引发国际社会广泛质疑和批评。美国这些急功近利的短视做法，损害了美国的国际信誉，将动摇美国国际地位和战略利益。
美国政府藐视国际协定的权威性，扰乱全球治理秩序。以国家名义做出的承诺和签署的协定不受政府换届干扰，保持一贯性，是一国保持国际信誉的基础。现任美国政府夸大多边体制问题和国家之间的分歧，不愿承担维护国际秩序成本，对国际规则约束进行选择性遵守，接连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权理事会等多个国际组织，退出了上届美国政府力推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巴黎气候协定，强制要求重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美韩自贸协定。
以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为起点，经过不断完善，形成了今天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体系。世界贸易组织是当前重要的多边经贸机制，在国际经贸合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世界上受到普遍尊重和认同，目前成员已超过160个。但是，美国经常违反世界贸易组织规则，1995—2015年期间，因美国未执行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裁定而被胜诉方提出暂停申请、中止对美国关税减让义务的案件数量占到世界贸易组织同类案件总数量的2/3【73】。
这一系列行为，是对国际契约的违背，是对经贸伙伴的不尊重，更是对美国国家信誉的损害。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8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美国对多边主义秩序造成的侵害，以及美国阻挠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任命，将加剧2018年的全球风险。
美国政府破坏市场机制，直接干预商业行为。现任美国政府屡屡突破政府边界，对市场主体实施直接干预。例如，不顾商业规律，要求苹果公司等美国企业海外工厂回迁。此外，美国政府还对美国企业对外投资进行恐吓阻挠。例如，2017年1月3日，警告通用汽车，如果它继续在墨西哥制造雪佛兰科鲁兹型号汽车的话，将需要支付大额关税【74】；2018年7月3日，威胁哈雷公司不得将生产业务转移出美国【75】；通过社交媒体点名批评威胁企业高管，以各种借口加强对正常并购交易的审查等。
美国政府在双边经贸谈判中出尔反尔，不守承诺。中国历来高度重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特别是2017年以来，积极回应美国经贸关切，以极大的诚意和耐心与美国政府开展了多轮磋商，力图弥合分歧、解决问题。201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应美国方面强烈要求，中国派团赴美举行经贸谈判。4月3日，美国公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输美产品加征25%关税的产品清单。面对美国反复无常、不断抬高要价的行为，中国本着最大限度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诚意，于5月初与来华谈判的美国代表进行了认真磋商。5月15日至19日，中国应美国要求再次派代表团赴美谈判，并在谈判中对美国诉求做了积极回应。双方在付出艰辛努力后，达成“双方不打贸易战”的共识，并于5月19日对外发表了联合声明。但是，仅仅10天之后，美国政府就公然撕毁双方刚刚达成的联合声明，背弃不打贸易战的承诺，越过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宣布将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实施大规模征税措施，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专栏7）。
五、美国政府不当做法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危害
美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极端贸易保护措施，破坏了国际经济秩序，伤害了包括中美经贸交往在内的全球经贸关系，冲击了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干扰了市场预期，引发国际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剧烈震荡，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源。
（一）破坏多边贸易规则和国际经济秩序
在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社会已普遍接受一套基于规则和信用的国际治理体系。各国无论大小强弱，均应相互尊重、平等对话，以契约精神共同维护国际规则，这对于促进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具有基础性作用。然而，美国政府近期采取了一系列违背甚至破坏现行多边贸易规则的不当做法，严重损害了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美国政府多次在公开场合抨击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及其运行机制，拒绝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消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造成2017年和2018年亚太经合组织贸易部长会议均未在支持多边贸易体制问题上达成一致立场。特别是美国政府不同意将“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写入部长声明，遭到亚太经合组织其他成员一致反对。美国猛烈抨击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还数次阻挠上诉机构启动甄选程序，导致世界贸易组织上诉机构人员不足，争端解决机制濒临瘫痪。
（二）阻碍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复苏
随着全球化进程发展，各国经济基于经贸关系的相互关联度越来越高，贸易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根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经济对贸易增长的依存度已从1960年的17.5%上升到2017年的51.9%（图13）。
当前，全球经济刚刚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回升态势并不稳固。美国政府大范围挑起贸易摩擦，阻碍国际贸易，势必会对世界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为了遏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其他国家不得不采取反制措施，这将导致全球经贸秩序紊乱，阻碍全球经济复苏，殃及世界各国企业和居民，使全球经济落入“衰退陷阱”（表6）。
世界银行2018年6月5日发布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全球关税广泛上升将会给全球贸易带来重大负面影响，至2020年全球贸易额下降可达9%，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尤为明显，特别是那些与美国贸易或金融市场关联度较高的经济体（图14）。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罗伯特·阿泽维多表示，若关税回到关税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之前的水平，全球经济将立即收缩2.5%，全球贸易量削减60%以上，影响将超过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贸易战对所有人都有害，特别是穷人将损失63%的购买力【76】。历史教训一再表明，贸易战没有赢家，甚至会给世界和平和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专栏8）。
（三）冲击全球价值链
当前，全球经济已经深度一体化，各国充分发挥各自在技术、劳动力、资本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经济中分工合作，形成运转高效的全球价值链，共同分享价值链创造的经济全球化红利。尤其是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各国企业通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最大限度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了企业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共赢。
美国政府通过加征关税、高筑贸易壁垒等手段在世界范围内挑起贸易摩擦，以贴“卖国标签”、威胁加税等方式要求美资跨国公司回流美国，将严重破坏甚至割裂全球价值链，冲击全球范围内正常的产品贸易和资源配置，并通过各国经贸的相互关联，产生广泛的负面溢出效应，降低全球经济的运行效率。比如，汽车、电子、飞机等行业都依靠复杂而庞大的产业链支撑，日本、欧盟、韩国等供应链上的经济体都将受到贸易收缩的负面影响，并产生一连串的链式反应，即使美国国内的供应商也会在劫难逃。根据中国商务部测算，美国对华第一批340亿美元征税产品清单中，约有200多亿美元产品（占比约59%）是美、欧、日、韩等在华企业生产的。包括美国企业在内，全球产业链上的各国企业都将为美国政府的关税措施付出代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8年4月17日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指出，关税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增加将破坏全球价值链，减缓新技术的扩散，导致全球生产率和投资下降。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若美国对中国施加贸易制裁并导致中国反制，许多向中国出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国家与地区也将遭受严重冲击【77】。
（四）贸易保护主义最终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经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特别是大型经济体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不仅会对世界各国经济产生冲击，也会损害美国自身利益。
提高美国制造业成本，影响美国就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布报告指出，95%被加征关税的中国商品是零配件与电子组件，它们被组装在“美国制造”的最终产品中，提高相关产品关税将损害美国企业自身【78】。《纽约时报》称，中国生产的发动机及其他零部件对美造船企业至关重要，暂时无法找到替代品，造船企业利润空间基本不可能消化25%的关税成本，提高自身产品价格将失去市场份额【79】。通用电气公司预测，美国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将导致其成本上升3亿—4亿美元。通用汽车、福特及菲亚特—克莱斯勒等汽车制造商纷纷下调了全年利润预测【80】。美国最大的铁钉制造商中洲公司表示，对进口钢铁加征关税致使其成本提升，产品价格被迫上涨，销售额预计将下降50%，公司经营面临较大冲击。今年6月，该公司已解雇了500名工人中的60名，并计划再解雇200名工人。中洲公司的困境还扩散到其下游的包装环节——与其合作的SEMO包装公司，由于业务缩减，已经开始裁员【81】。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评估指出，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将导致美国减少19.5万个就业岗位，若受到其他国家报复性措施，就业岗位可能减少62.4万个【82】。
导致美国国内物价上升，消费者福利受损。美国自中国进口产品中，消费品一直占很高比重。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统计，2017年消费品（不包括食品和汽车）占中国对美出口的比重为46.6%。长期进口中国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是美国通胀率保持低位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设备制造商协会在敦促美国政府不要实施损害经济的关税措施时指出，关税是对美国消费者的税收。美国国家纳税人联盟在2018年5月3日写给国会与总统的公开信中警告称，保护性关税将导致美国消费品价格上涨，伤害多数美国公民利益【83】。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在6月提交给政府的一份文件称，其对2017年汽车销售数据的分析显示，对进口汽车征收25%的关税将导致平均价格上涨5800美元，这将使美国消费者每年的消费成本增加近450亿美元【84】。
引发贸易伙伴反制措施，反过来损害美国经济。美国政府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重要贸易伙伴发动贸易战，已引发各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势必使美国一些地区、产业、企业承担大量损失。截至2018年7月底，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俄罗斯、欧盟、土耳其在内的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均已宣布对其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实施反制，并相继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例如，加拿大政府6月29日宣布，将从7月1日起，对价值约126亿美元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7月6日，俄罗斯经济部宣布将对部分美国商品加征25%—40%的关税。欧盟针对美国钢铝关税采取反制措施，将美国进口摩托车关税从6%提高至31%。
美国商会指出，贸易战将导致美国相关州利益受损，得克萨斯州39亿美元的出口产品、南卡罗来纳州30亿美元的出口产品以及田纳西州14亿美元的出口产品或受到报复性关税打击【85】。美国消费者选择研究中心称，美国政府实际上在用关税“惩罚”其选民，依赖出口的北卡罗来纳州超过15万个工作岗位、南卡罗来纳州6500名工人将受到报复性关税的直接影响【86】。美国知名摩托车制造企业哈雷公司评估，欧盟的报复性关税措施将导致每辆销往欧洲的摩托车成本增加2200美元，会在2018年内给公司造成3000万至4500万美元的损失。为应对这一不利局面，哈雷公司已表示计划将部分摩托车制造产能转移出美国【87】。
影响投资者对美国经济环境的信心，导致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降低。不断升级的经贸摩擦使企业信心不稳，在投资上持观望态度。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指出，美国政府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不仅使美国在贸易领域付出了代价，在投资领域引发的消极后果也开始显现。近期，美国及外国跨国公司在美投资数量几乎为零，企业投资方向转变将影响美国的长期收入增长和高收入就业岗位，并使全球企业加速远离美国。根据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数据，2016年和2017年第一季度，美国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额分别为1465亿美元和897亿美元，而2018年同期已降至513亿美元。这一变化是美国对长期投资吸引力下降的结果【88】。
六、中国的立场
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和平与发展是民心所向。把困扰世界的问题、影响本国发展的矛盾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搞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企图让世界经济退回到孤立的旧时代，不符合历史潮流。中美经贸关系事关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和平、繁荣、稳定。对中美两国来说，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共赢才能通向更好的未来。中国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
（一）中国坚定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积极发展中美经贸合作、巩固中美关系是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对于贸易战，中国不愿打、不怕打、必要时不得不打。我们有强大的经济韧性和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勤劳智慧、众志成城的中国人民，有国际上一切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国家支持，我们有信心、有决心、有能力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任何外部因素都不可能阻止中国发展壮大。同时，中国将对受经贸摩擦影响较大的企业和行业给予必要帮助。
中国一贯主张，对中美两国经贸关系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争议，双方应秉持积极合作的态度，通过双边磋商或诉诸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解决分歧。中国谈判的大门一直敞开，但谈判必须以相互尊重、相互平等和言而有信、言行一致为前提，不能在关税大棒的威胁下进行，不能以牺牲中国发展权为代价。我们相信，美国的成熟政治家最终能够回归理性，客观全面认识中美经贸关系，及时纠正不当行为，使中美经贸摩擦的处理回到正确轨道上来。
（二）中国坚定推进中美经贸关系健康发展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贸摩擦事关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应该得到妥善解决。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保持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世界人民共同利益，为国际社会所期待。中国愿同美国相向而行，本着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聚焦经贸合作，管控经贸分歧，积极构建平衡、包容、共赢的中美经贸新秩序，共同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前提下，与美国重启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适时启动双边自贸协定谈判。
（三）中国坚定维护并推动改革完善多边贸易体制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是国际贸易的基石，是全球贸易健康有序发展的支柱。中国坚定遵守和维护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支持基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全球贸易统计制度等改革。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坚决反对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坚持走开放融通、互利共赢之路，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加强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框架内合作，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四）中国坚定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
中国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将其作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中国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知识产权审查质量和审查效率，针对故意侵权积极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显著提高违法成本。中国依法严格保护外商企业合法知识产权，对于各种形式的侵权事件和案件将认真查处、严肃处理。中国法院不断完善符合知识产权案件特点的诉讼证据规则，建立实现知识产权价值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知识产权法院体系建设，积极推动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机制，保障司法裁判标准统一，加快推进知识产权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向现代化迈进。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合作，也希望外国政府加强对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主张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反对任何国家以保护知识产权之名，行贸易保护主义之实。
（五）中国坚定保护外商在华合法权益
中国将着力构建公开、透明的涉外法律体系，不断改善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经营提供更好、更优质的服务。中国尊重国际营商惯例，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对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一视同仁、平等对待。中国鼓励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并致力于创造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国政府高度关注外国投资者合理关切，愿意回应和努力解决企业反映的具体问题。中国始终坚持保护外国投资者及其在华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对侵犯外商合法权益的行为将坚决依法惩处。
（六）中国坚定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也是推动中国发展的根本动力。中国改革的方向不会逆转，只会不断深化。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中国继续按照既定部署和节奏，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国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中国和世界其他各国一样，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包括经济模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非十全十美，愿意通过改革开放，学习借鉴先进经验，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和政策。中国将切实办好自己的事情，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愿与世界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中国将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放宽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进一步降低关税，建设透明、高效、公平的市场环境，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与世界上一切追求进步的国家共同发展、共享繁荣。
（七）中国坚定促进与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
中国将与欧盟一道加快推进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争取早日达成一致，并在此基础上将中欧自贸区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中国将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推动早日达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努力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增添共同发展新动力。
（八）中国坚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人类发展面临的一系列严峻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要肩负起引领和促进国际合作的责任，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坚决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搞唯我独尊、你输我赢的零和游戏，不搞以邻为壑、恃强凌弱的强权霸道，妥善管控矛盾分歧，坚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与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面对不确定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增多的国际形势，中国不忘初心，始终与世界同行，顺大势、担正义、行正道，坚定不移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坚定不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不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注：
【1】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2】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牛津经济研究院报告《理解中美经贸关系》，2017年1月。
【3】同上。
【4】同上。
【5】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网站（http：//www.auto-stats.org.cn）。
【6】通用汽车公司网站（http：//www.gmchina.com）。
【7】英特尔公司网站（http：//www.intel.com）。
【8】苹果公司网站（http：//www.apple.com）。
【9】中国商务部：《关于中美经贸关系的研究报告》，第31页。
【10】高盛公司网站（http：//www.goldmansachs.com），《美国制造还是中国制造？处在十字路口的25年供应链投资》，2017年5月。
【11】安佳·曼纽尔：《中国技术不是敌人》，《大西洋》月刊，2018年8月。
【12】德意志银行：《估算美国和主要贸易伙伴之间的经济利益》，2018年6月。
【13】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美国对华出口的政治障碍与美中贸易赤字》，2017年4月10日。
【14】巴里·艾肯格林：《嚣张的特权：美元兴衰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牛津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16】同上。
【17】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所属思略特管理咨询公司：《2017全球创新1000强》。
【18】康奈尔大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创新指数2018》。
【19】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8年2月28日。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7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新闻发布会，2018年4月24日。
【21】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https：//www.cnbc.com），2018年6月27日。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2018年6月。
【23】中国最高人民法院数据。
【24】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2016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
【25】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统计年报2012》、《专利业务工作及综合管理统计月报2017》，其中2017年数据为发明专利申请量。
【26】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中国商标品牌战略年度发展报告（2017）》。
【27】尼古拉斯·拉迪：《中国：强制技术转移和盗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2018年4月20日。
【28】中国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2011年5月10日。
【29】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http：//www.aei.org），《中国在美国的投资》。
【30】“产品市场监管指标”（Indicators of Product Market Regulation），衡量的是各国市场监管政策对产品公平竞争的阻碍程度，得分越高表示阻碍越大。该指标根据“政府的控制程度”“对创业的阻碍”“对贸易和投资的阻碍”三个部分综合评分。自1998年开始，该指标每五年统计一次，目前已纳统年份包括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数据采集使用的是问卷调研方式，由各国官方相关人士填写。该指标统计范围包括35个经合组织国家和12个非经合组织国家。这里的产品实际上也包含服务的内容。
【31】“国外供应商差别待遇指标”（Differential Treatment of Foreign Suppliers），属于“产品市场监管指标”中“对贸易和投资的阻碍”部分的二级指标，根据对航运、陆运和空运的限制，对国外专业人士从业的限制，对国外相关主体申诉的限制，对反竞争行为的限制，监管政策壁垒以及贸易便利化措施进行综合评分，反映一国市场对他国产品的歧视程度，得分越高表示歧视越严重。
【32】经合组织网站（http：//www.oecd.org）。
【33】美国白宫网站（http：//uscode.house.gov），《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该法案对适当放宽限制的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34】美国白宫网站（http：//uscode.house.gov），《购买美国产品法案》，该法案也对可适当放松限制的情况作了补充说明。
【35】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农业、农村发展、食品和药品管理及相关机构拨款法案》。
【36】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国防授权法案》。
【37】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2007年外商投资与国家安全法案》。
【38】根据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向美国国会提交的年度报告整理，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s：//www.treasury.gov）。
【39】美国财政部网站（https：//www.treasury.gov），2008年11月21日。
【40】美国国会网站（https：//www.congress.gov）。
【41】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www.goodjobsfirst.org），2015年3月。
【42】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jobsfirst.org）。
【43】同上。
【44】美国财政部网站（www.treasury.gov）。
【45】美国能源部网站（http：//www.energy.gov）。
【46】好工作优先组织网站（https：//subsidytracker.goodjobsfirst.org）。
【47】约瑟夫·格劳勃和帕特里克·韦斯特霍夫：《2014年农场法案与世贸组织》，《美国农业经济学杂志》，2015年。
【48】兰迪·施奈普夫：《农场法案条款与世贸组织合规》，美国国会研究局，2015年4月22日。
【49】兰迪·施奈普夫：《2014年农场法案下的农场安全网支出》，美国国会研究局，2017年8月11日。
【50】联合国贸发组织网站（http：//unctad.org）。
【51】美国国会问责局2006年发布的报告《美中贸易——取消非市场经济方法将降低部分企业反倾销税》。
【52】曾经担任过1981—1983年美国国际贸易管理署副部长助理的加里·霍利克先生曾向国会财政委员会这样描述替代国选择：当一个人得出结论时，往往凭借的是一种感性认识，如对中国的毛巾案中，我们列举了巴基斯坦、泰国、马来西亚、民主德国、哥伦比亚和印度作为替代国，但这种列举没有任何理性可言。
【53】“232调查”指美国商务部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授权，对特定产品进口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进行立案调查，并在立案之后270天内向总统提交报告，美国总统在90天内作出是否对相关产品进口采取最终措施的决定。
【54】查德·鲍恩推特，2018年5月27日。
【55】“201条款”指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201—204节。根据该条款规定，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进口至美国的产品进行全球保障措施调查，对产品进口增加是否对美国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作出裁定，并在120天向总统提交报告和建议。总统根据法律授权，在收到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报告后140天内作出最终措施决定。
【56】“301条款”是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俗称。根据这项条款，美国可以对它认为是“不公平”的其他国家的贸易做法进行调查，并可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最后由总统决定采取提高关税、限制进口、停止有关协定等报复措施。
【5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piie.org），《流氓301：特朗普准备重新使用另一个过时的美国贸易法？》。
【58】罗伯特·韦德：《美国悖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和指导推动的隐蔽实践》，《剑桥经济学杂志》，2017年5月。
【59】美国总统办公室，2009年12月。
【60】美国总统办公室，2010年8月。
【61】美国总统办公室，2011年6月。
【62】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2011年12月。
【63】美国总统办公室和国家科技委员会，2012年2月。
【64】美国总统办公室，2011年。
【65】美国总统办公室、国家科技委员会、先进制造国家项目办公室，2013年1月。
【66】美国能源部，2013年4月。
【67】美国科技政策办公室，2013年3月。
【68】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2013年5月。
【69】美国国家科技委员会，2016年10月。
【70】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2018年3月。
【71】韦恩·莫里森：《中美贸易问题》，美国国会研究局，2017年3月6日。
【72】美国波尔州立大学：《美国制造的神话与现实》，2015年6月。
【73】阿里·赖克：《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性》，欧洲大学研究院法律系，2017年11月。
【74】特朗普推特，2017年1月3日。
【75】特朗普推特，2018年7月3日。
【76】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https：//www.cnn.com），2018年4月3日。
【77】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s：//piie.com）。
【78】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s：//piie.com），《特朗普、中国与关税：从大豆到半导体》，2018年6月18日。
【79】纽约时报网站（https：//nytimes.com），《与中国的贸易战在前线是什么样子？》。
【80】路透社，《美中贸易关税对美国企业的冲击》，2018年7月30日。
【81】赫芬顿邮报网站（https：//www.huffingtonpost.com），《美国最大铁钉制造商很快将因特朗普关税停产》，2018年6月29日。
【82】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网站（https：//piie.com），《特朗普提出的汽车关税将使美国汽车制造商出局》，2018年5月31日。
【83】美国国家纳税人联盟网站（https：//www.ntu.org），2018年5月3日。
【84】美国汽车制造商联盟网站（https：//autoalliance.org），2018年6月27日。
【85】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网站（https：//www.nbc.com），2018年7月2日。
【86】夏洛特观察家报网站（https：//www.charlotteobserver.com），《特朗普关税如何损害卡罗来纳》，2018年6月21日。
【87】彭博新闻社网站（https：//www.bloombergquint.com），2018年6月25日。
【88】亚当·波森：《特朗普经济民族主义的代价：外国对美投资的损失》，2018年7月24日。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25日10版）
●重要会议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日下午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第八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是关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性、历史性任务，是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我们要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明确思路，深化认识，切实把工作做好，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学习开始时，播放了有关乡村振兴战略的专题片。随后，韩长赋、刘永富同志先后发言，他们结合本部门工作实际谈了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体会和意见。
中共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认真听取了他们的发言，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强调，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现代化的成败。我国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能力、有条件处理好工农关系、城乡关系，顺利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民为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拥有13亿多人口，不管工业化、城镇化进展到哪一步，城乡将长期共生并存。40年前，我们通过农村改革拉开了改革开放大幕。40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通过振兴乡村，开启城乡融合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是总方针，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是制度保障。要坚持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一体设计、一并推进，实现农业大国向农业强国跨越。要在资金投入、要素配置、公共服务、干部配备等方面采取有力举措，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家园。要推动农业农村经济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加快优化升级、促进产业融合，加快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建设农村美丽家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保护和传承农村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现代化、让农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不断满足广大农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强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首先要按规律办事。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乡村振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可照抄照搬的经验。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要在实行自治和法治的同时，注重发挥好德治的作用，推动礼仪之邦、优秀传统文化和法治社会建设相辅相成。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向改革要动力，加快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健全多元投入保障机制，增加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要建立健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机制，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社会事业向农村覆盖。打好脱贫攻坚战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贫困村和所在县乡当前的工作重点就是脱贫攻坚，要保持目标不变、靶心不散、频道不换。
习近平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汇聚起全党上下、社会各方的强大力量。要把好乡村振兴战略的政治方向，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性质，发展新型集体经济，走共同富裕道路。要充分发挥好乡村党组织的作用，把乡村党组织建设好，把领导班子建设强。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
习近平强调，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一是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的关系，要遵循乡村建设规律，坚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从容建设，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切忌贪大求快、刮风搞运动，防止走弯路、翻烧饼。二是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关系，党中央已经明确了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各地要制定符合自身实际的实施方案，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发挥亿万农民的主体作用和首创精神，善于总结基层的实践创造。三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关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发挥政府在规划引导、政策支持、市场监管、法治保障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增强群众获得感和适应发展阶段的关系，要围绕农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加快补齐农村发展和民生短板，让亿万农民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要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能提脱离实际的目标，更不能搞形式主义和“形象工程”。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23日 01版）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强调
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
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李克强王沪宁出席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9月2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改革重在落实，也难在落实。改革进行到今天，抓改革、抓落实的有利条件越来越多，改革的思想基础、实践基础、制度基础、民心基础更加坚实，要投入更多精力、下更大气力抓落实，加强领导，科学统筹，狠抓落实，把改革重点放到解决实际问题上来。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宁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的意见》、《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的若干措施》、《关于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关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统一规划体系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的意见》、《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
会议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要加快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协调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办法。要抓紧研究制定制造业、高技术产业、服务业以及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政策，把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带动引领整体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区域协调发展工作的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立足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和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围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基本生活保障水平大体相当的目标，深化改革开放，坚决破除地区之间的利益藩篱和政策壁垒，加快形成统筹有力、竞争有序、绿色协调、共享共赢的区域发展新机制。
会议指出，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要求的一项重要举措。要围绕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发展需要，在营造优良投资环境、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推动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推进人力资源领域先行先试等方面，加大改革授权，加大开放力度，给予政策扶持，体现特色定位，推动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要注意防控安全风险，坚决守好底线。
会议强调，完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对于弥补金融监管短板，引导大型金融机构稳健经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要明确政策导向，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识别、监管、处置作出制度性安排，加强金融监管的集中统一、协调配合，形成监管合力，有效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
会议指出，疫苗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关系公共卫生安全和国家安全。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必须标本兼治、重在治本，采取强有力举措，严格市场准入，强化市场监管，优化流通配送，规范接种管理，坚决堵塞监管漏洞，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确保疫苗生产和供应安全。要发挥国有企业和大型骨干企业的主导作用，加强疫苗研发创新、技术升级和质量管理。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尽快解决疫苗药品违法成本低、处罚力度弱等突出问题。
会议强调，科学编制并有效实施国家发展规划，引导公共资源配置方向，规范市场主体行为，有利于保持国家战略连续性稳定性，确保一张蓝图绘到底。要加强党的领导，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加快统一规划体系建设，理顺规划关系，完善规划管理，提高规划质量，强化政策协同，健全实施机制，加快建立制度健全、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规划体制，构建发展规划与财政、金融等政策协调机制，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会议指出，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对巩固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要坚持小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与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为引领相协调，按照服务小农户、提高小农户、富裕小农户的要求，加快构建扶持小农户发展的政策体系，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高小农户生产经营能力，提升小农户组织化程度，改善小农户生产设施条件，拓宽小农户增收空间，促进传统小农户向现代小农户转变，使小农户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积极参与者和直接受益者。
会议强调，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不仅要体现在议事决策上，也要体现在抓落实、见成效上。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一把手要拿出敢于担当的勇气和决心来，越是难度大的改革，越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坚决改、马上改。对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的紧要问题，要科学统筹、优先解决。要结合实际，既抓全局的重点，也抓局部的重点，做到大局小局一盘棋。要把有利于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到更加突出位置来抓，对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环境治理、养老、食品药品安全等问题，要结合群众的现实需求，有针对性地推出一批改革举措。要在务实戒虚上下功夫，把更多精力放在解决一个一个实际问题上来，解剖麻雀，把问题想深、想细、想透，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是谁的问题就由谁来解决。各地区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党中央改革决策部署作为政治任务，以严明的纪律确保改革扎实推进。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列席会议。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21日 01版）
●学习参考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人民日报》社论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在金风送爽、秋色宜人的9月，我们迎来了第三十四个教师节。在这个属于教师的节日里，党中央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体现了我们党念兹在兹的教育情怀，彰显着一个文明古国尊师重教、崇智尚学的价值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站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入分析了教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科学回答了关系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几个重大问题，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教育工作作出了重大部署，为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思想深刻、内涵丰富，是指导新形势下做好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立德树人，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教育改革，加快补齐教育短板，教育事业中国特色更加鲜明，教育现代化加速推进，教育方面人民群众获得感明显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13亿多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升。
这5年多来，我国教育事业之所以取得显著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概括起来就是“九个坚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这“九个坚持”是我们党对我国教育事业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之不易，必须始终坚持并不断丰富发展。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进入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教育事关国家发展、事关民族未来。只有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才能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必须系统回答和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必须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必须更加注重教育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办好教育的根本保证，必须牢牢掌握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权，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我们就一定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不断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09月12日 01版）
坚定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
《四川日报》社论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出发，着眼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党的十九大上作出的战略决策。全省乡村振兴大会的召开，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坚强决心和鲜明态度。全省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坚定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三次亲临四川视察指导，五次发表重要讲话，每一次讲话都对四川“三农”工作提出重要要求。这些重要指示要求，指明了新时代治蜀兴川的重中之重，明确了四川“三农”发展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和着力重点，是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行动指南。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领会，坚定用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三农”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统领乡村振兴实践，以“三农”工作的新成效更好服务全国大局。
当前，四川正处于转型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三农”工作担负重要使命。四川乡村地域广、面积大、人口多、占比高，只有“三农”这个大盘稳了，全省大局才会稳，才能为全省发展创造更多的空间和潜力。必须看到，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川最突出的短板在“三农”，最关键的战役在脱贫攻坚。必须看到，四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十分明显，最突出的是城乡发展不平衡、农业农村发展不充分。必须看到，四川现代农业发展水平还不高，而对于四川这样一个农业大省，农业发展质量效益高不高、竞争力强不强，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化的整体进程。可以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既是四川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着力解决四川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治本之策，还是推动四川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的根本路径。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从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坚持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牢牢把握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正确方向，确保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开好局、起好步，不断取得新成效，擦亮四川农业大省金字招牌。
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要处理好四个关系。要处理好攻坚战与持久战的关系，既要坚持问题导向打好攻坚战，又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打好持久战，确保乡村振兴有力有序推进；要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创新的关系，既要加强顶层设计，坚持规划先行，又要尊重群众主体地位，最大限度激发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增强乡村振兴发展的科学性实效性；要处理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关系，坚定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推动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同向发力、互促互进，着力打破城乡二元体制，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共同繁荣；要处理好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的关系，用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激发调动各方面力量共同参与乡村振兴，汇聚形成全社会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力。
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要突出抓好重点工作。乡村振兴综合性强、涉及面广，必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现阶段要着力抓好一些“吹糠见米”的重点工程，让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要大力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同时突出深度贫困地区这个重点，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推动四川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要全面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四川是我国农村改革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要继续把改革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坚决破除制约乡村振兴的体制机制弊端，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构建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让“沉睡”的农村资产资源加快“苏醒”，让“三农”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充分迸发。
下好乡村振兴这盘大棋，要切实加强党委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发展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就是因为有党的领导这一根本政治保证。要充分发挥党委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提高新时代党委全面领导农村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考核激励、营造浓厚氛围、崇尚苦干实干，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坚强保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顺应时代大势，符合“三农”发展规律，是我省6000万农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新时代乡村振兴发展的号角全面吹响，四川农业农村全方位变革的战略机遇期已经到来，古老乡村迈向现代文明的新征程正在开启。全省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决策部署上来，抢抓历史机遇，勇挑发展重担，以时不我待的精神、抓铁有痕的举措，推动乡村振兴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落实，不断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书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来源：《四川日报》2018年09月05日 01版）
省长尹力来校作形势政策报告
(根据录音整理)
今天我到学校来，是代表省委、省政府来看望一下我们的老师。9月10号是第34个教师节，马上就要到了，看望老师、慰问老师是我们的一个传统。虽然教师节建立只有34年的时间，但是在我们国家尊师的传统是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重视教育、尊重老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特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和现在也可以说乃至将来有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来到学校感到特别亲切，我看到各位老师、同学坐在这儿，非常有感触。三十几年前，我自己也是大学里面度过了13年，对于学校、对于老师、对于同学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现在往这一坐，看到同学们就像娃娃一样的，充满着朝气，看到各位老师都比我年轻有作为，真是感慨万千。我自己已经老了，但是我愿意为我们老师、为我们学校和同学多做一点工作。
川农大有着112年悠久的办学历史，放眼我们国家，有这么长历史的学校不多。大家，尤其是读本科的同学们回去查一查，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自我训练，看一看世界上最早的农学院是什么时间，我们川农大这112年折射出来的是我们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过程，也是农业科学研究发展的过程。从过去一种对世界和自然朴素的认识，经验的总结，到对于一些规律性真理性的认识，包括手段都不一样。过去可能观察、记录就是我们研究的基本手段，在今天我们的实验室，我们的科技手段已经到了基因片段、分子水平。过去人们问农业是干什么的，（传统的）农业就是种和养，对于动物就是养对于作物就是种。如今，这个说法并不能完全概括我们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们还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农民是一个人的身份问题，但实际上农民是一种职业。相应地，农业大学是从事生命科学研究和社会研究的。微观讲，这是生命科学里面的一些规律性，往大处讲，我们农业经济作为一个部门经济来讲，在一个大的经济体系里面是十分重要的。我看我们川农大有农、理、工、经济学还有管理学等专业，所以我们川农大虽然写的是一个农业大学，但其实它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十分综合的大学。川农大在国家教育体系当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是“211”大学，我们在农业科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排名也还是不错的。
资料显示，川农大在全国的农林高校中居第七位，在川高校综合排名是第四，还有两个学科进入ESI前1%。有的时候既要看这个，但也不要局限于这个。一百多年来，在不同的时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有更大的作为，这个后面我还会详细地来讲。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谈一谈我们省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的有关情况，让大家知道总书记对于四川的发展有什么样的要求，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做出来了什么样的决定，四川省的发展前景、目标是什么，当前的形势是什么？再就是谈一下从省委省政府这个角度出发，希望我们四川农大做些什么工作？
第一个方面，就是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准确地把握我省农业发展形势。总书记十分关心和重视四川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多次做出重要批示、指示。去年两会期间，他特别到四川代表团参加审议，强调要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定不移地打赢扶贫攻坚战，扎实地开展创新、创造，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今年2月，春节前夕，总书记到四川视察，对于新的形势下四川的工作提出了“五个着力”的重要要求，就是着力抓好十九大精神的贯彻落实，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的发展，着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这五个着力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乡村振兴战略。总书记对于四川农业的发展特别关心，几次都提到且强调四川是天府之国，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不能丢。今年更是强调要擦亮这块金字招牌，要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当中的重中之重，以现代农业引领乡村振兴，带头做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篇大文章。总书记还特别提到四川要念好“优、绿、特、强、新、实”六字经，即是指农业要有绿色，有特色，要做强，品种要新，工作要实，要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用品牌引领农业高质量的发展，推动、推进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这些重要指示、要求，明确了四川三农发展的目标任务、方法路径和着力重点，这都是总书记对于四川农业提的非常具体的要求，今天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再重温、学习一下。
四川有一个别称——天府之国。大家想一想，天府之国现在都是随口就来，但是它怎么来的？历史发展是有过程的，同学们可以再去了解一下，最早这个称号是产生于哪儿，我们又是因为什么被称为“天府之国”？当农业实行了灌溉，基本可以实现旱涝保收，在既靠天又不取决于天的时候，人的力量就能够发挥出来了。四川又是一个盆地，对外交通不是很好，所以盆地里面的人就很富裕，外来的也少，出去的更少。天府是美誉，但它是农业概念。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后面还会谈我们的农业和一二三产业怎么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落后了，就是今天说的“大而不强”。我们是农业大省，全国的优质粮、油、畜、禽、菜、果、茶，这些大宗的农产品，我们省都可以说是生产基地。现在全省有耕地面积1亿亩，居全国第六位，林地面积居第三位，竹林面积居第一位。近年来四川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农业经济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拿去年来讲，全省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增加值4282亿，在全国排第三位。第一是山东，第二是河南，都比我们多一些。农林牧渔的总产值6963亿元，是改革开放初期的72倍。这都是我们近年来取得的很大成绩，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我们这样一个大势，光用一个“大”字，还不能够说明我们就是全国前列，因为我们人均在全国又到了后列。我们的农民可支配收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排在21位。农业看什么呢？曾经有一段时间是看有多少拖拉机，现在还得有什么呢？是农民的收入。产量很大，农民收入很低，那农业不可持久，从这些方面来看，我们是一个大省，但不是一个强省。这也正是总书记要求我们要由大变强的原因所在。
上月底，省委召开了十一届三次全会，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在这一次全会上出台了两个文件，一个是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决定，一个是全面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全面分析了我们省当前面临的发展形势，对于基本省情进行再认识，通过大讨论和大调研之后做出来的决定。
去年，我向国内外的来宾介绍四川省，可以概括成四句话：第一句，四川是个大省。四川从人口上讲，在全国排第四位，是大省。现在全省常住人口8300万，户籍人口9130万。有的时候外国人他不明白，怎么一个省还有两个人口？户籍人口我们是9100多万，那随之而来我们就还有一个流动人口，流动人口在四川是2470多万。跨县出去半年以上，就进入了流动人口。我们出省的流动人口是1100多万，外省到我们省里来是300多万，这就是9100和8300之间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要流动呢？有求学的，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可以说是跨区学习，极少数是在自己家门口。但求学导致的流动人口是少数的，更多的还是务工。在当地就业或者是就业收入出现问题的都出去打工了。我们在广东省打工的就五、六百万，那是我们国家经济最活跃的区域。区域面积我们48.6万平方公里，排在全国第五位上。前面新疆、西藏、内蒙、青海，虽然比我们区域面积大，但是人口规模都小得多。第二个是“五”，第三个就是“六”。什么是“六”呢？我们去年3.7万亿人民币（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在第六位上，前面是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但是人均，就像刚才所说的像农民收入一样，排在了22位上、21位上。无论是22还是21，都是后十位。虽然总量在前十位，但人均在后十位，这就是我们一个基本的省情。再具体讲，我们来看一看第六的状态。第五位河南和我们的差距是多少呢？是8008亿，要追上去比较困难。我们省增长速度在10%左右，想跨越过去并非一年两年可以做到。我们后面，就是说全国来看，超过3万亿的省份一共11个，就是说前面我们有五个，后面还有五个。后面这五个都超过3万亿，我们是3.7亿，也就是说7000亿里面压缩着五个省份。和前面比，我们有8000亿的差距，但是和后面的比，差距不到500亿，不到1.5%。我们稍有不慎人家稍微发力，被超过很简单。后面五个省，湖北、湖南、河北、福建、上海。大家再分析一下，这都是什么省份呢？中部、东部地区。他们在科技、劳动力素质、教育等条件比我们都要好。通过前面三点，就是“四、五、六”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看出来四川“大”，但并不强。第四句话，四川是一个很多样，也可以说是很不平衡的省份。从自然地理地貌来看，我们很多样。我们的植物、动物资源是全国最丰富的。动物资源我们是第一的，植物资源，由于特殊地理关系，云南可能比我们还要丰富一点。我们历史文化、民族的多样性也很强，四川56个民族都有，其中世居的少数民族在我们省内14个，生活的区域就更广泛了，占到省面积的71%。这些多样性的内容对于发展旅游业这都是好事。但另一方面，我们的社会形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很不平衡的。成都是我们的首府，首位度很高，37%的经济总量在成都，再把成都周边加起来的话超过全省2/3。成都第一位的首位城市和第二位的城市绵阳之间相差到6到7倍，不平衡、多样性在四川表现得非常得充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怎么来看？大而不强，要由大变强，既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动力。我们差距大，也是我们发展的空间，这些都是十一届三次全会对于省情进行的深入再认识。也正是基于这种基本省情，省委提出来了“一干多支”，以成都为“干”，川东北、川南、攀西、川西北为“支”，协同发展五个区域，提出来了“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今年是改革开放第40周年，中央年底还要举行隆重的纪念仪式。我们40年的发展，从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奇迹，而这个人间奇迹的创造根源，总结起来四个字——改革开放。所以我们“四向拓展”是什么意思呢？四川要发展，关起门来不改革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我国的沿海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快，如今人才、资金、技术最强的地区，因此我们向东边要承接一些东西，吸引一些东西；向南边我们要看到四川没有出海口，当今的经济一定要进入区域经济，跨省、跨国。我们很多产品影响力还不够大，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辣酱，在我们每一个县、甚至每一个镇都有辣酱，但是我们没有像贵州的老干妈一样装到玻璃瓶里面卖到全世界去的辣酱。有特色的食品就像是民族文化一样，越是有特色的越是吃的人多。这里面不光是文化的传播，也创造了经济收益和美好生活，满足人们的需求。向南，东南亚、东盟十几个国家有两三亿的人口，和我们在经济技术上来讲是互补，也可以说是很多相似相融的地方。西边，我们现在有蓉欧快铁，全国班列开得最多的一个省份。向北，我们就要巩固住现在与俄罗斯的贸易，这样全省的经济才能实现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这就是这一次全会做出来的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些内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
前面讲的是一种理念和思路，抓手是什么？五大重点产业加数字经济。这五大重点产业，第一是电子信息产业，这是代表着现在与未来的趋势；第二，智能制造业，这都是实体经济里面的基础；第三就是食品饮料，这一块就和我们在座的各位密切相关，离不开农大的支持；第四，能源化工，我们四川现在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清洁能源，全国第一省份，我们装机水电现在是7500多万千瓦，到2020年我们会超过一个亿。清洁能源在我们能源供给当中占到了90%，很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来看到四川能源结构的话，都认为是不可思议的，当然这是由于我们的特殊的地理条件、中央投资而形成的。第五个方面，是新材料。我们有很多东西，比如智能制造方面，让我们骄傲的歼20飞机、核武装置等都是在我们这儿设计制造甚至销毁的。这些我们全部都能处理，但是现在有很多材料我们并不能够在四川做成，比方说飞机上的钛合金，我们有着全世界最大的钛矿，但是我们现在钛合金还不行。现在大家都知道碳纤维是很多制造品的基础，无论是飞机，还是球杆、高尔夫球杆、鱼竿都是碳纤维，大家打球的那个网球拍，也都是碳纤维来做的，四川就没有这种技术。现在很多同学都会吃盒饭，现在我们的塑料还都不能降解，它危害的是什么？它危害的恰恰就是我们的农业，对于土地影响可能是最大的。现在的大棚的可降解，一些可降解的塑料或者一次性餐具也都作为一种新材料正在发展，我们省也在做这些。加数字经济是什么意思呢？前面这五大重点领域，如果不和数字技术结合的话，在今天是没有前途的。所以五个重点产业加数字经济，这就是四川下一步要发展的抓手。
这五大产业的基础是什么?是农业。我们发展这些产业，增强四川经济能力的目的是什么？为了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省人口全国排第四，全国去年年底13.9亿人，全世界75亿人。要养活75亿人，我国14亿人要生活好，第一件事是什么？是吃饭。如果饭都吃不上，其他的都无从谈起。从人类社会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发达国家可能比我国在早了100年左右的时候吃饱了饭，而我们不为吃饭而犯愁也就是20年前左右。我1980年进大学，30年后，2010年我们班同学聚过一次，大家那时候谈了一个话题，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怎么到食堂里面去排队也好，加餐也好，抢饭也好，或者是还有一些同学吃不饱，饿，都是吃饭的问题，这是80年代。现在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农业贡献是巨大的，我们农业大学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全球现在粮食产量是26亿吨，我国粮食产量全世界第一。几个大国产量如何呢？粮食产量我国是6.2亿吨，美国是4.5亿吨，印度3亿吨，俄罗斯2亿吨。为什么我说这四个？一是大国，二是看看人口，我们是14亿人6.2亿吨粮食，不仅不是一人一吨粮不到，而是两人一吨粮；美国人口3.2亿，4.5亿吨粮，每人每吨多一点；俄罗斯1.4亿人口，2亿吨粮；当然印度是3亿吨，而它现在是13亿人口，人均比我们还要少。放眼国内，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四川排在第七位上。第一位是黑龙江，6000多万吨，在全国占到将近10%；河南是6000万吨，占9.6%；山东4700多万吨，占7.6%；后面的就是吉林、江苏、河北、四川、安徽，相当于是有五个省份都是3000多万吨。3700万吨到3500万吨之间， 200多万吨之间压缩着五个省，大家差距有时候0.1%不到。我们在丰年的时候可能到了第五位，和后面第八位差出来多少？也就22万吨。我谈这个数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四川在粮食问题上，老五也好，老七也好，老八也好，对国家战略而言都是很重要的。对于我们省自身，这也是重要的，因为我们的人口数是大的，前面这几个产粮的省人口都没有我们多。
怎么才能够保持住这个粮食产量？第一，要耕地，现在我们四川一亿亩耕地。如果实现每年都是8000万，再拿出来有2000万进行轮种的话，就比较合适。第二，从世界范围看，有地还得要有种子才行，才能产量高。产量现在不是最重要，目前库存足够，我们已经13年、14年连续增产，今年可能还会略增一点。藏粮于地，需要的时候，我们粮食的生产半年到一年就可以了，但是好的品种，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四川省现在一是需要进口，每年还要进口1.3亿吨，稻米有进有出，小麦是大户，玉米我们也是进得多出得少，大豆更不用说，去年就进口了9553万吨大豆。出口了多少？出口了11万吨，这都是天文数字。这和我们的饮食结构，和国内的种植结构都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农业科技的投入，特别是在育种方面，是四川省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国家提出来第四粮战略，即除小麦、玉米、稻谷外，土豆也成为主粮。我们四川水稻是第一，土豆、玉米、小麦的产量都是低于稻谷的。无论是作为工业淀粉的来源，作为休闲食品的重要内容，还是作为主粮，其意义都很大。但是我们土豆从种子到品种的多样性，到后加工，现在都谈不上顶尖。我也希望大学也好，科研院所也好，农业科技也好，四川要强盛，就要有能力开发更好的品质，能增产就要增产，能改良品质就改良品质，能保护种源就保护种源。在这些方面，我认为现在有危机。豆科类在四川历史上是很丰富的，豆腐、豆花等各种豆制品在历史上都曾是依赖性很强的食物。但我们现在的种源怎么样？保护得怎么样？只开发了一点点。我们的大米是主食，但我们的大米，比如说四川大米，哪一个大米较强？有没有一个可以媲美东北五常大米的品种？更不用说去和全球闻名的泰国香米比较。最近访问日本，日本对于米的保护很厉害，一眼望去，田里面除了米几乎不种别的。从种植，到后面的加工等环节我们都相差太远了，这些也正是我们需要在技术上克服的。对于粮食问题我们一定要站在国家粮食安全的角度，站在一个科技对于农业贡献或者说保障、改善最基本的生活的角度去思考。
党的十九大宣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期，也设定了新的目标。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都在提出来2020年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所以现在全力消灭贫困。精准扶贫，我们省任务还是蛮重的。四川是全国重点省份之一，现在还有171万群众处于贫困状态，2020年前，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88个贫困县现在正逐步地摆脱贫困。建成全面小康后，2020年到2035年，我国提出来是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距离现在也就是十七年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在十九大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描述中，人民生活将更加宽裕，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明显增加，在座的各位同志都应该是这个群体里面的。其中还有一条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显著缩小。这些要求和目标，我个人的理解都是集中在农村发展上的。减小差距不能是让城里的水平下降，而是要让农村的水平提高，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座的大家我相信都是用自来水，城里的同志同学都是用的天然气，但是在我们四川，农村实现家家有了自来水就是近几年，能够接上天然气是最近三年所做的事情，甚至有一些偏远的至今还没有。城里面我们现在都用抽水马桶，基本上消灭了旱厕，但在我们农村旱厕可能还是有。什么叫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些如果还做不到的话，就不叫均等。在城里面垃圾现在搞的是分类处理，最起码有垃圾箱、垃圾站，而现在农村垃圾还是随处丢随处放，污水没有收集、处理、排放的基本概念。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任务是十分繁重的。我们农业大学不仅仅要让农作物产量更多一点，质量更好一点，农村的人口问题，社区的治理问题，都应该我们要去研究的对象，都应该是进行社会实践的内容。我们前面提到打工的出去了，空壳化的老人、孩子留下来了，成为我们农村农业如今的主力军。不过，我们的问题还没有严重到像有一些国家那样厉害。我前些天访问南韩，参观了一个村庄里的庄园，相当于我们的农家乐。庄园种苹果，并把苹果开发成酒，老板是加拿大留学回来的，他搞的就是加拿大冰酒味的果酒，很成功。据他介绍，这个村里面十七年没有生过小孩了，不是说生不出来小孩，而是能生小孩这个年龄段的人都去了首尔。它的空壳化更厉害，种地的平均年龄是67岁。那个庄园老板有一个愿望就是想着把他儿子送到西方去学习,再回来接他的班，但他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儿子去了不会再回来。
回到我们自己的乡村振兴问题上，党的十九大报告里面，专门有一段谈论乡村振兴的问题。从历史发展的趋势上来看，从事农民这个职业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少，原因有科技进步、机械自动化等各个方面，但是它不会消失。拿我们的国情、四川省情来讲，全国农村人口占多半，58%，四川农村刚刚超过城市人口，百分之五十点几。但将来无论怎么发展，种地的人是要有的，从事农业职业的人永远是要有的。也许未来农业是工厂性的植物生产，但我相信土地生产肯定还是主流。所以乡村振兴这个大课题我们要认真地做，充分地做，这是一个把四川农业大省这块金字招牌擦亮的必然之举。
从四川的情况来看，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这是决胜全面小康和建设现代化强省的必然选择。前天和昨天，省委召开了全省乡村振兴大会，这是省委省政府分了几路下去参观、调研、实际考察后，大家形成一个互补的认识，为了一举做好乡村振兴这件事情而召开的。
前面我谈了粮食问题，在这我还想给大家再出点题目。我们说四川是农业大省，粮食是很重要的，同时，川猪在全国也很有名。1978年作为改革元年的话，当时我们川猪的存栏率、出栏率和猪肉产量就是全国第一。虽然至今还保持着，但是已经受到了很大的挑战。对这个挑战怎么来看？我们可以讲，中国人都喜欢吃猪肉，这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但是养猪面临的污染，乃至空气污染都是很严重的。浙江省过去也有4000多万头猪，但它转型发展后，现在就只有200万头到300万头的猪。我们川猪下一步，是继续地保持我们川猪这个量和扩大这个量，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解决这种市场的需求？这是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再给大家讲我到绵阳调研的一个实例，大家都愿意吃火锅，有时也吃罐头食品，午餐肉的消耗水涨船高。上海梅林罐头厂就在绵阳投了一条生产线，目的是覆盖四川、云南、西藏这些区域，同时兼顾出口东南亚。说白了，他是奔着我们川猪来的，想着有七八千万头猪，采购原料会很方便。结果到四川后，一头川猪都没有用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基本上还是散养。出口订单的时候，对于猪的品种、屠宰、检验要有一系列的证据。可到农户家里面去收猪，会拿到一个什么证据呢？给你手写一个能算数吗？而这种散养为主的情况，也是我们面临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现代养殖往往都是大生产、大流通、大市场，但我们四川现在还是小生产、大流通，所以食品安全等各个方面难以保障，所以我们养猪的规模不是靠集约化生产，而仅仅是依赖1+1+1……这样形成的。在这儿的罐头厂我问他说，你用哪里猪？他说，他们都是用的黑龙江三元猪，出口他们也认这个品种。如果都是三元猪了，大家试想一下回锅肉当时是用的什么肉？肯定不是用的三元猪肉，这就涉及到我们后面的川菜了。这些方面大家不仅要从现实的生产能力出发，还要看到未来的竞争，要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考虑问题。
我们说川菜，中国菜里面粤菜、川菜，只要有分类，肯定有这两派的一席之地。四分也好，八分也好，六分也好，十分也好，都会有这个。那么什么是川菜？使用了什么样的东西、原料才能够称得上地道的川菜？郫县豆瓣是一个，我们做川菜肯定会用。现在的川菜是用对健康很好的橄榄油还是用我们的菜籽油？为什么我们四川民众愿意吃菜籽油？回锅肉里猪肉的品种是可以替代的东西，还是川菜的基本要素？这是从生活角度，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的话，猪也是人类很近的朋友，现在实验动物，包括未来有可能脏器的提供都可以用上。这个链条很长，不仅仅是一个“吃”字就可以概括的，这些都需要我们的科技力量来解决这些问题。
川果，我们要是说起来的话，四川水果的种植面积一千多万亩，排全国第七，产量900多万吨，占全国水果产量的百分之四点几，不太高。四川水果没有太大的品牌，但种类很多，经济价值是不错的。因为我们这种跨度比较大，从南到北，急需要有科技的支持。柠檬，安岳的柠檬，我们占到全国产量的80%，最近很多地方都在种，但是病虫害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不是靠人力就能解决的问题，必须依靠科技力量。柑橘类，现在产量很高卖得很好，其他有一些省份曾经很好，最近几年为什么不行？就是因为病虫害，一下子会伤到至少5-10年，我们同样也面临着这个问题。现在虫还好说，但很多细菌、病毒、霉菌的传播规律人们并不是太清楚，只能来了再杀，比较被动。
再就是川茶，茶叶被认为是起源于我们雅安蒙顶山。现在四川茶叶种植面积有534万亩，号称全国第三，但是大家想一想，你给别人去讲我们四川是茶叶大省的时候，人家不仅不知道，还疑惑四川居然产茶？因为在人们常识里，关于茶的认知已经被西湖龙井、铁观音、安徽毛峰等占据。川茶我们现在就是竹叶青，大量的茶商在我们这儿收原茶再贴牌。前两天陆克文来参加我们的品牌活动，我和他见了个面，并介绍了一些情况之后，他给我讲了一个事情——要给四川的茶叶代言。虽然我给他说起蒙顶山茶叶时他都不知道，但最后还是表态说要给我们代言。我说你为什么要代言茶叶呢？他说现在西方社会酒和咖啡的消费在下降，茶叶的消费在上升。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茶是最健康的一种饮料，而且很温和，利于人们交往，在西方年轻人里面已经开始出现喜欢喝茶的趋势，所以他认为茶是好东西、好商品。茶文化在我们中华文化里面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茶叶不仅种植、制作，包括茶园的管理，我们现在面临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重金属污染问题。食品重金属污染、农药超标，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走得长远，同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茶的新品种培育，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在日本坐新干线，我看到了茶园，茶园早上喷水和雾，营造自然界晨雾的状态。微环境里面怎么解决植物的生长问题，怎么获得更高产量、更好的品质，这不都是应该我们做好的事情吗？
最后说一下竹子，总书记这次来四川特别强调了竹业的发展。大家想一想，把竹资源和树木资源来比较，竹子长得更快，竹子的分布区域在我们四川是很广泛的。现如今造纸也好，各个方面技术也好，都有了很不错的开发，但是竹子的种植和产业链上我们还是在一个十分自发的状况，甚至在这种状态下，产业还在倒退，除了造纸之外。过去我们的生活和竹子很密切，生活上家家户户都有竹家具，夏天都要有一张竹凉席，但现在装上空调，这些东西自然也就用不着了。这些是社会进步的一面，但竹资源怎么使用和开发，我们四川并没有具体措施。我们虽然是全国竹资源最大的省，但是相对于福建和浙江来讲，我们差距明显。我们全省的竹产品产值、营销额和浙江的安吉——一个县差不多，比福建来讲，少几百个亿。我们的产值，仅仅相当于这两个省总量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这和我们省的资源存量非常不相符。这里面有很多包括创意性的产品、专业机械都可以开发，不仅仅是农业端的事情。还有川药，100年前我们老祖宗是无川药不成方。虽然现在制药也可以不用这些东西，但是作为传统的中成药或者是中医药来讲，这依然是不可缺少的资源，我们要想办法把它开发好。
再看一看这个酒业，日本、韩国这些年的清酒、烧酒都进入国际市场了，这些都是杂粮酒。我们的酒业虽然也在进步，但是我们的酒业，水平不是这么高。酒的问题就是一个糖的发酵问题，发酵问题是一个现在的科学技术问题。大家去商场看一下我们的啤酒基本上就是3到5度，但看看进口的德国啤酒，从3度开始一直到20度都有，通过实现对发酵程度精准控制，提供多种商品以适应不同的人群。所以科学技术一定要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根本性的东西，用小平同志的话讲，就是“第一生产力”。在这方面，川农大肩负着历史性的，或者说省上发展的重要使命。川农大不搞，这些方面别人搞也都不合适。农业不要简单地放在第一产业里面，而是要一二三产业打通来看。如何打造一个现代的农业组织，建立起现代农业组织观，就是我们要改革开放，要学习先进的经验，不仅仅是技术、管理经验、组织方式，学的东西还要和我们省情相结合，我们要弄清楚这里面的道理，因地制宜。国内外先进的经验，切不可生搬硬套到四川，一定要本土化。
川农大作为一个农业大学，一个多世纪以来，为我们国家的农业发展培养了不计其数的优秀人才，也出来了很多的科研成果，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这个方面应该充分认识和肯定。但是作为省长，我还是想提几点希望。一是希望川农大在党的领导下，贯彻落实好党的教育方针，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希望教师们继承和发扬好“川农大”精神，爱国敬业、求真务实，不断提升教书育人水平；希望同学们要认真学习、多多实践、增强本领、锤炼精神。让川农大成为一所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的、能够切实推动我国农业发展的高校。二是希望川农大全体师生结合省情，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做到多思考、多作为、多出成果，在推动四川省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中，体现知识的价值，学校的价值，实现自己的价值。三是希望学校能加快一流学校、一流学科建设进程，多多创造一流的科研成果和学术成就，要争取让部分学科具有世界影响力，在部分领域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四是希望学校抓好教书育人这项根本任务，不仅要做好知识的传授，更要在培养学生的品格、意志、本领上下功夫，为国家为四川培养一批批爱党爱国爱事业的青年才俊。
今天下午和大家谈这几个问题，谈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